克莱佩达港的集装箱起吊次数，这两年明显少了，港务局内部统计显示，部分航线的货运量较2020年峰值下降了两成以上。
在铁路系统的运营报告里，中欧班列经由立陶宛的线路，自2021年之后一条条被调整到波兰或拉脱维亚，这些具体数字比任何政治宣言都直白。
变化真正被按下加速键，是2021年那一次对外政策转向。
当年立陶宛同意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成为欧盟27国里第一个这么做的成员，对外宣传是“历史性一步”，对内讨论却在几个月内迅速压缩到少数圈子。
那时的气氛被形容为“罕见的政治共识”，赞成方反复强调“价值观”“民主阵线”这几个关键词。
反对者担心对华关系和对外贸易，提到中国在立陶宛出口结构中的比重接近1%、在某些行业订单占到三分之一，但这种提醒在2021年的高调语境里显得格格不入。
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他们以为自己抓住了一个“2比1”的机会：在欧盟内部刷存在感，在美国和台湾当局那里换取实在援助，同时把对华依赖从十几个关键品类上拆下来。
美国进出口银行很快抛出25亿欧元等值的授信意向，台湾方面则扬言要搞“数亿美元级”产业基金，宣传材料里甚至写上了“波罗的海硅谷”的设想。
这些数字在2021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反复引用，被当作对冲中国市场风险的“安全垫”。
但到了2026年再回头看，许多项目还停留在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25亿欧元里真正进入立陶宛企业账户的规模，和当初描绘的图景存在明显落差。
台湾方面的资金兑现同样有限。
根据立陶宛对外投资部门的公开数据，能查到并实际落地的台资项目，大约只有1000万欧元左右，主要集中在几家中小制造和服务企业，与当初“几十亿级产业集群”的口号形成强烈对比。
与此同时，2021年前长期稳定的对华出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
在精密激光领域，业内曾估算，像EKSPLA这类企业至少三分之一的设备卖往中国科研和医疗机构，而在代表处事件后，两年内新订单几乎清零，留给企业的是库存和产能如何再分配的难题。
对普通从业者来说，变化往往不是通过外交公报感知，而是通过工资单。
一些木材、粮食、乳制品企业的管理层提到，失去中国市场后，部分产品只能以比2020年低5%到10%的价格转向其他买家，利润空间被压缩，扩产计划也不得不延后。
政治层面的裂痕，则在2026年初集中爆发。
2月3日，总统瑙塞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重申对华“保持高度警惕”的立场，延续的是自2021年以来坚持的安全叙事，把与中国保持距离视为增强“战略韧性”的一部分。
仅仅几天之后，新上任不久的总理鲁吉尼埃内，在媒体采访中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句式。
她直接把五年前设立“台湾代表处”称为“重大战略错误”，强调这一步在实际操作中“明显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语气之重在立陶宛近十年的外交表述里都不多见。
一国两套话语，由两个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在同一周公开说出，这种场景在2026年的欧洲并不常见。
对外观察者来说，这至少传递出三个信号：内部共识不足，对华政策缺乏稳定预期，过去五年的代价已经大到不得不在公众面前摊开讨论。
这段分歧背后，其实有一份从2021年延续到2025年的“经济账本”。
立陶宛是一个GDP总量不足700亿欧元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长期在150%以上，任何对主要市场的结构性调整，都不可能不在工业产值和就业统计中留下痕迹。
2022年至2026年，立陶宛经济增速多次低于欧盟平均水平，通胀在2022年一度接近两位数，能源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疫情后遗症，让普通家庭的实际支出压力明显高于2019年。
在这种背景下，2021年那次对华政策转向，被越来越多地放入“机会成本”的框架里重新衡量——如果当时选择另一条路径，这几年的增速曲线会不会不同。
当然，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一项代表处决策，并不严谨。
欧洲整体在2022年经历了能源价格冲击，和俄罗斯有关的地缘风险让多国都付出了额外成本，立陶宛也不例外，这些外部变量在统计口径里很难一刀切开。
但在企业层面，体感差异很难被宏观平均数抹平。
一些参与中欧班列业务的物流公司反映，2020年到2021年间，经由立陶宛通行的班列占其货量的比重一度达到20%左右，而到2026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个位数，许多客户更愿意选择经波兰或更南边的路线。
对中国企业来说，供应链评估里新增了一个指标：政治可预期性。
在2021年前，立陶宛凭借地理位置，原本有机会在波罗的海区域争取到更多仓储和转运业务，可当代表处争议成为媒体常规话题后，不确定性权重被抬高，这类业务自然更倾向选取其他沿线国家。
欧盟层面的态度变化，也让立陶宛的处境显得微妙。
最初布鲁塞尔确实在WTO框架下启动过程序支持立陶宛，强调要“为单一市场成员争取公平环境”，但随着时间推移、对华经贸往来规模在1万亿欧元级别徘徊，欧盟自身逐步把重心放在“去风险”而非“切断”上。
在这一盘更大的棋局里，立陶宛只是27个成员之一。
当欧盟在相关争端程序中选择退场、转而通过双边接触与中国协调时，立陶宛继续坚持五年前那套高调话语，很难不显得有些孤立，这种落差在2026年的政治讨论里开始被更直白地提起。
从国际经验看，小国在大国博弈中高估自身筹码，并不罕见。
过去十年里，亚欧之间至少有3到4个国家在对华政策上经历过“上一届政府签署合作文件、下一届政府重新审查甚至搁置”的过程，政策摇摆的结果往往是潜在投资被推迟，谈判周期被拉长。
对于北京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在选择长期项目落地地点时，会优先考虑政治系统相对稳定、内部共识较高的伙伴。
立陶宛在过去5年的多次选边中释放出的信号，难免被纳入风险评估，这一点在2026年的投资者问卷和企业战略规划里都有体现。
回到国内政治本身，鲁吉尼埃内之所以愿意在就任后不久就对2021年的决定公开“纠错”，与她面临的财政现实密不可分。
2025年立陶宛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一度逼近3%的欧盟警戒线，在社会福利、国防支出和基础设施更新之间做取舍，已经很难完全用“价值观”这类抽象词汇来解释。
瑙塞达坚持原有路线，同样有他的政治考量。
在波罗的海地区安全形势紧绷的大背景下，他需要向北约和邻国展示一种不向压力妥协的姿态，在2026年选举中，安全议题多次被民调列为前三位，这让他在对华问题上更倾向于“稳定强硬”。
这两种逻辑，在2026年的立陶宛政坛暂时还找不到完全重合的交集。
一边是强调财税和产业的务实路线，希望修复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联系，至少恢复到2019年至2020年那样的规模；另一边是强调安全与价值观的连续性，担心任何调整被解读为“向外部压力低头”。
如何在这些矛盾之中，找到既能修复经济又不损害安全感的中间路径，是一个远远超出单一代表处议题的问题。
在未来5到10年的时间里，立陶宛是否会尝试通过技术合作、绿色转型或多边平台重新定位自身角色，还是会继续以象征性姿态为主，这是很多观察者在2026年都在密切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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