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早上十点半，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宣读判决时，旁听席上一片死寂。站在原告席的年轻母亲陈美霖盯着被告席，指关节捏得发白。她听见法官的声音——两名被告，故意杀人罪，死刑。判决落槌，她的嘴唇嗫嚅了一句：“他是娃的亲爸爸啊。”
镜头往前推回到2020年11月2日下午三点，南岸区弹子石锦江华府小区的草坪上人声鼎沸。两名幼童——两岁零八个月的女孩雪雪、刚满一岁半的男孩瑞瑞——重重摔在草地之后，医护人员赶到也无能为力。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那是一个骇人的意外；对警方而言，疑点从一开始就像碎玻璃一样四处反光。
雪雪不足一米的身高，却要翻越一米二的护栏才能从飘窗坠下；现场玻璃上没有留下清晰手印；父亲张波声称“孩子抱着弟弟玩耍失足”，却给出了两份不同的事发时位置。细节拼凑在一起，显得哪里都不对劲。
调查还原的时间线逐渐明朗：11月1日晚，张波以“想多陪孩子”为名，把雪雪和瑞瑞带回家过夜；11月2日清晨，母亲陈美霖赶去上班，没再打搅这场“父子团聚”。十点多钟，张波的母亲外出买菜，他抱住姐弟俩的腿，把他们推出窗外。孩子坠落以后，他冲下楼痛哭、打滚，甚至用头撞墙，周围居民半信半疑：“亲爹哭成这样，应该是真伤心吧。”
九天后的派出所里，张波和女友叶诚尘领取手机时被当场控制。搜查记录表明，两人自2020年2月起用微信反复讨论“扔下去就说是意外”。叶诚尘一条催促信息写得冰冷：“早点动手，别磨蹭。”这一页聊天截图，成为法庭上最直击人心的证据。
案子之所以在重庆市民间口口相传，与陈美霖的坚持分不开。她放弃全部民事赔偿，“只要两人偿命”；她每天翻阅卷宗、逐字标记，担心任何细节被忽略；她不厌其烦接受媒体采访，只想确保公众关注不会减弱。朋友问她累不累，她摇头：“累也得熬，娃娃在等结果。”
关于张波，这里不得不补一笔背景。1991年出生，只有小学学历，曾跟着父亲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父亲去世后留下的80平方米按揭房，是他全部家底。他不愿意在工地吃灰，2016年跳到小额贷行业，收入眼看见涨，可“暴富”仍是遥远幻影。2017年，陈美霖进入同一家公司，彼时他已经准备跳槽。两人因工作交接频繁沟通，五个月后领证结婚。彩礼一千块，婚戒还是新娘自掏腰包。
孩子出生后，张波懒得换尿布、不会冲奶粉，他更喜欢把同事拉进理财群、描绘一夜暴富的“机会”。在外，他向新女友叶诚尘展示“单身、会挣钱”的人设；在家，他嫌弃原配“平淡无奇”。2020年2月，他提出离婚，“你要的日子太普通，我要大富大贵”。陈美霖想着“给孩子一个完整家”，终究没有留下他。
叶诚尘的出现，成了悲剧的催化剂。1995年出生，她家境优渥，本科毕业后待业在家，张波视之为通向“贵圈”的船票。遗憾的是，对方无法接受“男方有俩娃”的现实。于是，“搬走绊脚石”的念头在两人聊天里逐渐成形。六月起，叶诚尘的催促愈发直接；十月，作案方案定型：趁奶奶不在，将姐弟俩从飘窗推出，再装作意外现场。
法庭之上，检方列出全部证据链：微信记录、物业监控、现场勘验、法医鉴定。张波低头承认全部事实，叶诚尘辩称“自己只是口头建议”。主审法官一句反问：“若无你的催促，悲剧会发生吗？”对方沉默，公诉人趁势递上量刑建议——死刑。
2021年11月2日，孩子逝世一周年，陈美霖一家去北碚天台寺祭拜。佛堂里暖黄灯光下，两个小小骨灰盒并排放置，正对观音像。陈父自言自语：“娃娃胆子小，这里亮堂。”陈母轻触盒盖，泣不成声。寺里一位卖香的老人压低嗓子：“判了没？”一句问候，道尽市井众生的同情。
庭审结束后，舆论焦点又转到上诉。2023年1月19日，“两被告已提起上诉”的消息冲上热搜。陈美霖的回应干脆：“他们想翻案，我就陪到底。”熟知流程的律师提醒，二审多以书面审理为主，但案件社会影响巨大，发回重审概率并非零。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司法界对此案的立场始终明确——儿童生命权高于一切。近年来，涉未成年人恶性案件“从严惩处”已成共识。张波、叶诚尘案的死刑判决，既是法律对恶行的定分止争，也折射出社会对亲情畸变的震惊与拒斥。
学界指出，家庭冷暴力与功利婚恋观的叠加，是悲剧的心理底色。张波心心念念“一夜暴富”，将孩子视作阻碍；叶诚尘不肯面对“继母”身份，用极端方式清除“绊脚石”。这对搭档在盲目的逐利和畸形私欲中相互裹挟，最终坠入深渊。
如今的陈美霖搬离旧居，住进另一处出租屋，继续做幼教。每到周末，她仍会把孩子的玩具擦一遍，又放回原位。有朋友劝她“该放下了”，她轻声回答：“等案子彻底结束吧。”
本案尚在二审阶段，法槌尚未最终落定，但对许多人而言，最重的问号已经拉直：法律可以迟到，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把亲情当筹码的凶手。
“若二审改判，我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陈美霖的这句话在1月的冷风里显得异常坚决。或许，她并不奢望世界补偿什么，只是在以母亲的名义，与时间赛跑，把正义推向它该到达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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