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3日，高市早苗正式宣布解散众议院，启动重新大选。若从一般政治经验判断，这并不是一个“适合解散”的时间点。
一方面，自民党内部长期遗留的“政治黑金”问题与统一教会相关争议仍未彻底平息，围绕执政联盟构成的党内分歧反而有所加剧；另一方面，自民党整体支持率处于近年来的相对低位。按常理推断，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贸然解散，风险远大于收益。
但若从制度结构与权力布局的角度观察，这次解散却带有相当强的“战略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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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结构的“时间锁”，迫使高市押注众议院
在当前新组建的自民党—维新执政框架下，参议院仅勉强维持过半，自民党与维新会的联合阵营甚至难以确保稳定多数。而参议院已于2025年完成改选，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至少到2031年前后，执政阵营通过参议院选举实现“安定多数”的可能性极为有限。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高市政权如果不能在众议院层面取得绝对多数或稳定多数，那么在未来数年内，执政阵营将在国会制衡结构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几乎所有重大政策都会面临掣肘。对于一个刚刚上台、尚未建立党内权威的首相而言，这种结构性约束几乎是致命的。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解散众议院、重塑下院力量结构，反而成为高市政权得以延续的“必要选项”，而非“冒险举动”。
党内权力基础薄弱，只能借“民意”反向整合自民党
从党内政治生态来看，高市早苗并未在自民党内部形成稳固的权力根基。
她在党内高层中的人望有限；而在派阀体系解体之后，她又缺乏能够持续动员资源的核心派阀支持。换言之，她既没有“人望型基础”，也没有“派阀型基础”。
在这种条件下，唯一能够迅速建立权威的方式，就是通过解散大选直接诉诸选民，以“民意授权”反向整合党内力量。这在日本政治史上并不罕见：首相通过大选胜利，将选举结果转化为党内话语权。
因此，此次解散并不仅是对在野党的政治博弈，更是对自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一次重塑尝试。
支持率“新鲜感窗口”正在关闭
高市就任初期曾维持较高支持率。这既与其鲜明的保守立场有关，也与其作为保守阵营中女性领导人的象征意义有关。
但问题在于，这种支持更多来自“形象新鲜感”，而非政策成果。一旦时间推移、施政尚未见到实质效果，支持率快速回落几乎是必然趋势。
换言之，高市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解散窗口期”——如果再拖延数月，支持率下滑后，连解散的政治空间都将不复存在。
提前解散，某种意义上是在与时间赛跑。
外交议程的考量：为访美谈判加码
解散大选还与高市政权的外交节奏存在联动。年后即将展开的访美行程中，日本将面临关税与安全议题等敏感谈判。如果能在大选中获胜，将有助于强化其领导人形象与谈判筹码。
对于一位尚未经过全国性选举检验的新首相而言，“带着选举胜利去谈判”，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明显的加分效应。
解散权的争议：是否过度使用首相权力？
然而，这次解散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按照日本政治惯例，解散众议院往往发生在政府与国会围绕关键政策产生严重对立、反复协商仍难以达成一致时，由选民作出最终裁决。相比之下，高市政权在缺乏明确政策冲突背景的情况下迅速解散，容易被视为对首相解散权的“技术性运用”。
围绕解散权的归属与宪法界限，日本宪法学界已出现新的讨论。这不仅是一次政治决断，也触及日本议会民主运作中的制度敏感区。
施政承诺未兑现，政治时机更显尴尬
高市在就任初期曾明确将应对通胀与物价问题作为施政重点，但相关承诺至今未见实质性成果。在国会尚未就政策方向展开充分说明与讨论的情况下即匆忙解散，客观上暴露出其施政节奏与政治判断上的缺陷。
此外，解散时点也受到社会层面的质疑。当前正值北陆、北海道等地出现异常强降雪，同时又处于升学考试集中期，街头选战对民众日常生活势必造成干扰，进一步削弱了解散的正当性。
选举叙事失焦：从“政策选择”变成“是否支持高市本人”
在选举叙事上，高市将“自己是否适合担任首相”作为核心议题，试图以个人形象直接诉诸民意。
但随后的支持率下滑表明，选民并未对这种叙事形成广泛认同。相反，缺乏政策议题支撑的选举动员，反而加剧了外界对其政治判断的质疑。
结语：一场“不得不赌”的解散
综合来看，这次解散并非基于有利条件，而是在制度结构、党内权力格局与时间窗口三重压力下做出的战略选择。
对高市而言，这更像是一场“不得不赌”的政治行动：
不解散，政权将长期受制于国会结构；
解散，则必须承担高风险与强争议。
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是一个“好时机”，而在于——在她所处的政治处境中，是否还存在“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