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9日，南京。
那是中央军校的大礼堂，此时的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这本该是载入史册的高光瞬间。
何应钦作为中方的代表，笔直地立在那儿，对面站着的，是侵华日军的总头目冈村宁次。
按规矩讲，这是属于胜利者的审判台，是中华民族在黑暗中摸索了整整十四年，终于把腰杆子挺直的时刻。
可偏偏，现场却冒出了极为刺眼的一幕。
就在冈村宁次递交投降书，身子微微前倾的时候，何应钦竟然脸上堆着笑，起身后不仅双手去接，还回敬了一个九十度的标准鞠躬礼。
这场面一出，底下的人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坐在观礼席上的美国军官当场就吹起了口哨，那声音里满是嘲讽和不可思议。
连盟友都看不下去了：面对在这个国家制造了千万冤魂的屠夫，你堂堂一个“总司令”，膝盖是不是软得太快了点？
这事儿往小了说是不懂礼数，往大了说，其实透着何应钦一辈子的生存逻辑——圆滑世故，精于算计，谁也不想得罪。
但也恰恰是这套所谓的“聪明”，让他最后活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在国民党那边，蒋介石对他恨得牙痒痒；在共产党这边，毛主席更是把话说绝了：“战犯名单里谁都能特赦，唯独何应钦不行”。
一个人能混到国军总司令的位置，在军界坐着第四把交椅，地位仅次于蒋、冯、阎，最后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他手里的一把王炸究竟是怎么打烂的？
仔细翻翻旧账，这背后有三次关键抉择，他自以为算得“精明”，结果全是昏招。
头一笔账，坏在了“站队”上。
原本，何应钦跟蒋介石的关系，那是铁得穿一条裤子。
俩人在日本留学时就是校友，蒋介石还得算是个学长。
在异国他乡那会儿，两人好得跟亲兄弟似的。
后来老蒋创办黄埔军校，脑子里蹦出的头一个人选就是何应钦，直接把副总教官的帽子扣他头上，还给了个少将头衔。
在黄埔，两人一人带一个团，何应钦带着第一教团在北伐战场上那是威风八面，甚至在关键时刻救过蒋介石的命。
这会儿的何应钦，在蒋介石心里，那就是心腹中的心腹，兄弟中的兄弟。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何应钦，跟着这样的大哥，该怎么干？
那肯定是把命都交给他。
可何应钦偏不。
他骨子里就是个把政治当生意做的投机客。
1927年，风向变了。
桂系的李宗仁和西北军的冯玉祥联手逼宫，非要蒋介石下野不可。
国民党高层开会，议题就是“要不要开除蒋介石”。
会上，蒋介石在那儿据理力争，眼神一次次往何应钦身上飘。
老蒋心里的算盘是：只要何应钦这个手里握着枪杆子的亲信吼一嗓子，这帮军阀谁敢动真格的？
结果呢？
何应钦像尊泥菩萨似的坐在那儿，眼皮都不抬一下，愣是一声不吭。
整个会场静得吓人。
蒋介石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凉透了。
何应钦当时的算盘珠子是这么拨的：老蒋这次怕是悬了，李宗仁他们势头太猛。
我要是硬挺蒋介石，搞不好连我也得跟着倒霉。
反过来说，要是蒋介石倒台了，我作为黄埔系的二号人物，是不是就能顺理成章地接班？
据说，他私底下甚至都已经跟桂系的人眉来眼去了。
这就是典型的“商人心态”——只想止损，甚至还想着抄底。
没了台阶下的蒋介石，只能被迫下野。
临走前，他深深地剜了何应钦一眼。
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让何应钦没想到的是，蒋介石的政治命硬得很。
没过多久，老蒋就东山再起了。
回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秋后算账。
蒋介石二话不说，直接撸掉了何应钦所有的实权。
虽然后来有人说情，给了个参谋长的空衔，但信任这东西，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白纸，再怎么抚也平不回去了。
打那以后，蒋介石对何应钦，只剩利用，再无信任。
第二笔账，坏在了“野心”上。
如果说1927年的沉默只是让蒋介石寒了心，那1936年的西安事变，何应钦的举动就是让蒋介石动了杀机。
那会儿是蒋介石最倒霉的时候，被张学良、杨虎城扣在了西安，命悬一线。
南京那边早就乱成了一锅粥。
宋美龄急得团团转，主张谈判赎人；何应钦却跳得比谁都高，咬死了要“讨伐”。
不光要打，还得往死里打。
何应钦调集大军逼近西安，甚至放话要派轰炸机去把西安城给炸平了。
这话听着像是为了维护中央威信，可你要细琢磨，背后的逻辑全是黑的。
当年的炸弹可没长眼睛，这一通乱炸下去，谁能分得清哪个是张学良，哪个是蒋介石？
何应钦心里的鬼主意其实很阴损：趁着这个乱劲儿，名正言顺地把西安炸个稀巴烂。
要是蒋介石被“误炸”死了，或者张学良狗急跳墙把老蒋杀了，那国民党以后谁说了算？
自然是他这个主张“平叛”的何总司令。
这是一场豪赌。
他赌的就是蒋介石回不来。
可偏偏他又赌输了。
经过各方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毫发无损地回到了南京。
看着在机场假惺惺来迎接的何应钦，蒋介石脸上不动声色，心里恐怕早就把这人的名字在生死簿上画了无数个叉。
之所以没动手，纯粹是因为何应钦在黄埔系里根基太深，还有点利用价值，不能轻易动。
但从此往后，“看不起他”这四个字，基本成了蒋介石对他的定评。
第三笔账，坏在了“骨气”上。
要是说得罪蒋介石只是让他仕途受阻，那得罪全中国老百姓，才是让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何应钦这人，骨头是软的，尤其是面对日本人的时候。
早年的留日经历，让他对日本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甚至可以说是谄媚。
北伐那会儿，他作为“四一二”惨案的急先锋，对外唯唯诺诺，对内却是心狠手辣。
带兵围剿红军的时候，手段残忍至极，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无辜百姓的血。
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大批国军将领投诚，毛主席都表示欢迎，唯独提到何应钦时，毛主席的态度硬得像块铁：除了这个人，谁都可以谈。
而在抗日这件大是大非的事上，何应钦的表现更是让人齿冷。
1935年，他代表国民政府跟日本签了个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这协定签的是什么？
那是把河北的军事、政治控制权双手奉上。
军队撤走，抗日活动全禁。
说白了，就是把华北的主权卖给了日本人。
当时全国老百姓骂他是卖国贼，他却不当回事。
在他看来，这叫“保存实力”，叫“忍辱负重”。
直到1945年的受降仪式，那个荒唐透顶的鞠躬，彻底把他的底色给暴露了。
在日本人面前，他的腰杆子永远挺不直。
他自以为这是“礼仪”，是“风度”。
但他忘了，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被侵略了十四年、牺牲了三千多万军民的战胜国。
那个美国军官的口哨声，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何应钦脸上，也抽在国民政府的脸上。
晚年的何应钦，结局也就那样了。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他跟着灰溜溜地逃到了台湾。
在那个小岛上，他彻底成了边缘人物。
蒋介石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当年的“看不起”——给了他一堆好听的虚职，把他高高挂起，实际上根本懒得正眼瞧他。
何应钦也知道自己招人嫌，于是整天闭门不出，对外宣称“不问政治”。
1990年，这个曾经权倾一时、野心勃勃的国军上将，在寂寥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回头看他这辈子，何应钦似乎总在算计：蒋介石危难时，他算计着取而代之；国家危难时，他算计着怎么讨好强敌保全实力。
他自以为是个高明的棋手，步步为营。
殊不知，在真正的历史洪流面前，这种没有家国大义、只有私利算计的小聪明，不仅让他输掉了对手的尊重，输掉了领袖的信任，最后连身后的名声也输了个精光。
堂堂总司令，最后活成了一个笑话，这或许就是历史对他最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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