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刘玉梅 文：风中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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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第一次摸到乳房里那个小疙瘩时，以为是普通的纤维瘤。县医院的B超医生却皱起了眉头：“形态不太好，建议去市里穿刺。”穿刺活检那天，我陪着她，针头刺进去时她抓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报告出来：浸润性导管癌，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那是2016年春天，她52岁。

“还算早期，没有淋巴转移。”主治医生的话让我们松了口气。妈妈做了保乳手术，接着是四次化疗和25次放疗。化疗让她吐得昏天暗地，头发掉光了，但她总说：“熬过去就好了。”那时我们都以为，癌症是一场可以打赢的仗。

术后三年，是平静的。妈妈戴着假发回去上班，按时吃他莫昔芬，每半年复查一次。直到2019年秋天那次复查，肿瘤标志物悄悄升高了。PET-CT结果出来：肝右叶，两个新发的、米粒大小的亮点。“肝转移。”主治医生吐出这三个字时，诊室里安静得可怕。

治疗方案升级了。换了更强的内分泌药物，联合了靶向治疗。妈妈开始每个月往医院跑，抽血、打针、拿药。肝上的转移灶在药物控制下缩小了，我们以为又一次控制住了。

但癌症像狡诈的敌人，总在寻找新的突破口。2021年初，她开始说腰痛。骨扫描显示：胸椎、腰椎、骨盆，多处骨骼被癌细胞“啃”出了小洞。放疗科的机器再次对准她的身体，这次是对着骨头照。疼痛靠口服止痛药控制，从一天一片，慢慢加到一天三片。

从这时起，妈妈的背开始微微佝偻。她不再能提重物，走路也慢了许多。但她坚持每天下楼散步，她说：“能动，就说明我还在好好活着。”

2022年夏天，更大的打击来了。剧烈的头痛伴随呕吐，磁共振显示：脑转移，多发，散落在不同脑叶。神经外科医生摇头：“位置太散，不适合手术或放疗。”治疗方案换成了能进入血脑屏障的靶向药和化疗。

脑转移改变了妈妈。她有时会短暂地迷糊，叫错我们的名字。记忆力变差，常常忘了关火。最让人心疼的是，她开始出现情绪波动，会无缘无故地流泪，说些“拖累你们了”的话。那个曾经干练要强的母亲，在疾病面前，一点点变得脆弱。

治疗成了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一种药耐药了，就换另一种；这个部位控制住了，那个部位又冒出来。七年里，妈妈用过四种化疗方案，三种靶向药，做过两个部位的放疗。她的病历叠起来有半尺高，各种药物的副作用清单她几乎都经历过：手脚开裂、口腔溃疡、高血压、蛋白尿、白细胞反复跌入谷底……

但她从没说过“不治了”。每次病情进展，她沉默一会儿，就会问医生：“接下来用什么药？”她像一名伤痕累累却绝不投降的士兵，坚守着生命最后的阵地。

最后半年，是在家与医院间反复往返中度过的。肝功能的异常让很多药物无法使用，胸腔积液需要定期引流，贫血需要频繁输血。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吃不下东西，靠营养液维持。疼痛需要用到吗啡贴剂，即使这样，夜里她还是常常疼醒。

临终前一个月，她大部分时间昏睡。清醒的片刻，她会看着窗外，眼神空洞。有一次，她忽然清晰地说：“妈这辈子，太苦了。”我握着她的手，眼泪砸在她枯瘦的手背上，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她这一生，年轻时辛苦持家，中年患癌，晚年更是在无尽的治疗和疼痛中度过，似乎从未真正轻松过。

她走得很安静。一个清晨，护工发现她的呼吸停止了。没有痛苦的挣扎，像终于耗尽了所有力气，沉沉睡去。七年的抗争，画上了句号。

整理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七年来所有的检查报告、出院小结和药盒说明书。最早的那份2016年的病理报告，纸张已经泛黄。我翻看着，仿佛重新走了一遍她这七年来每一步的艰辛：从满怀希望到一次次失望，从积极进攻到艰难防守，从治疗癌症到管理症状。

如今我明白了，对于某些类型的晚期癌症，现代医学的目标已不是“治愈”，而是将其变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病”。这过程漫长而残酷，是对患者身心极限的考验，也是对家庭支持系统的消耗。妈妈用七年时间，诠释了什么叫“与癌共存”，也展示了什么叫“向死而生”的坚韧。

她这一生，确实很苦。但在这份苦里，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女性面对绝境时，所能迸发出的、惊人的生命力和尊严。她没留下什么财产，却用她最后七年的每一天，给我上了最深刻的一课：关于生命的脆弱，关于坚持的意义，关于在明知结局的黑暗里，依然选择点燃每一寸光亮的勇气。

医学没能留住她，但爱和记忆留住了。每次看到夕阳，我都会想起她最后那段日子，常常望着窗外出神的样子。或许，她不仅在忍受病痛，也在用她最后的方式，贪婪地收集着这个世界的光影与色彩。苦，是她生命的基调；但爱，是我们共同谱写的、永不消逝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