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李秀莲突然不见了,她没有留下字条,也没带身份证,连儿子都没带走,王新宇当时在宁乡打零工,儿子才11岁,刚查出脑梗,他急得卖掉房子治病,一边干活一边到处打听,亲戚说可能跑远了,邻居看见她往长沙方向走,但没人真正见过她,他试过报警,派出所登记了情况,后来就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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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的一天中午,王新宇在工地旁边的小饭馆吃饭,他正低头吃着饭,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李秀莲的说话声,他抬头一看,李秀莲挽着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坐在隔壁桌,那男人叫刘成,是个包工头,李秀莲笑得挺自然,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王新宇手里的筷子掉了,他没敢喊李秀莲的名字,后来他才得知,李秀莲现在用旧名改了个新身份,但户口本上早就没了“王新宇妻子”这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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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宇跟着到了工人宿舍区,那里租住的大多是外地人,管理比较松散,他问了几个邻居,都说李姐和刘成住在一起快十年了,他们有个小孩在上小学,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他去查了婚姻登记,发现李秀莲和刘成在2012年就在当地领了结婚证,但李秀莲和王新宇的结婚证还在,没有办过离婚手续,按法律规定这算是重婚,可系统里查不到她的迁户记录,社保也没有交过,名字改得干净利落,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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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莲后来提到过一些原因,她说儿子生病以后,王新宇劝她出去打工,她就信了,到了城里在KTV端盘子时,听别人说起王新宇和一个城里女人走得近,她没去问清楚,心里就已经认定这事是真的,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个家,也扛不住压力,就带着孩子坐车往南走,走到半路孩子发烧,她身上只剩几十块钱,实在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就把孩子托付给路边小旅馆的老板照顾,自己走了,她还没想好去哪儿,碰见刘成,刘成请她吃了一碗面,说“你别怕,我来帮你”,李秀莲就留了下来。

王新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重婚罪的责任,法官查验了旧结婚证、儿子的病历以及几位老邻居的证词,确认事实成立,但传票无法送达,刘成和李秀莲更换了出租屋,电话已停机,居委会表示不归他们管辖,案子拖延了半年之久,最后王新宇通过媒体曝光此事,舆论压力上升后,法院才利用人口数据库进行比对,依靠实名购药记录和银行开户信息将两人找到,2022年底做出判决,赔偿15万元,但至今款项仍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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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儿子今年二十五岁,知道这事以后也没吵闹,王新宇没瞒着他,把当年卖房的借条和医院的缴费单都拿给他看,那小伙子蹲在阳台抽了三根烟,第二天照常去上班,有次开庭他也去了,李秀莲在被告席上哭,他坐在原告后排,眼睛红红的却没掉泪,有人问他恨不恨妈妈,他说她不是不要我,只是不敢要自己。

近年来,这类情况不只发生过一次,有的女性选择更改姓名,跨省重新落户,再次结婚并生育子女,前夫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时,连证据都难以找到,2023年民政部推出了全国婚姻登记信息联网系统,但在2021年,湖南省尚未接入该系统,漏洞一直存在,一旦有人利用这些漏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无法监控的盲区,王新宇不是第一个因为这种“合法消失”受到伤害的人,很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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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工地做木工活儿,手上长着老茧,腰有点弯,有人问他对李秀莲恨不恨,他说恨不起来,她躲的不是他这个人,是那个活不下去的自己。

他一直没再结婚,儿子偶尔过来陪他吃饭,饭桌上两个人很少聊起以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