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3月中旬的北京依旧乍暖还寒,宣武门外的小旅店里,水静刚放下行李,窗外的风就卷来一股刺骨凉意。她此行的任务说简也简——出差开个会;说难也难——完成杨尚奎托付的一句话: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张茜。三个月前,陈毅元帅病逝的噩耗传到江西劳动点时,夫妻俩连唁电都不敢发,如今机会来了,水静没理由推辞。

门口的电话机嗡嗡作响,她抓起听筒,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对面爽朗而微哑的女声:“水静?明早九点,昊苏来接你。”一句话,既是招呼,也是安排。挂断电话,她才想起,那头的声音竟然没有昔日的明亮,像是蒙了一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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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黑色吉普停在旅店门口。车窗摇下,昊苏点头示意。一路上,长安街依旧宽阔,可水静心里却堵得难受。301医院外墙漆色发旧,楼道里药水味刺鼻。推开病房门,第一眼看到的张茜让她愣住——头发花白,脸庞浮肿,眼睛却仍旧清亮。两人对望几秒,张茜先开口:“水静,来了就好。”

一句平常不过的寒暄,让水静鼻子一酸。几年前,她眼中的张茜还是那位穿罗马尼亚绣花衬衣、黑色百褶裙的优雅女士;再往前推,1946年的延安窑洞里,张茜捧着俄文小说埋头苦读,陈毅在旁边打趣“夫人是半个翻译家”。只是岁月没有给任何人留情面。

病房里的气氛短暂沉默后,张茜拉着水静坐下。她声音低沉却平稳:“肺癌,已经动过刀了。医生说恢复不错,你别担心。”说罢,还调皮地眨了下眼睛,仿佛在说“小病小痛,不算啥”。水静强笑着点头,却知道那不过是安慰。

不可否认,张茜的确是个“做事的人”。抗战时,自学英语、法语;建国后,又啃下俄语。1957年陈毅访苏,她随团担当翻译,同年出版了两部苏联小说的中文译本。后来被下放到石家庄制药厂,她硬是跟着工人学药理,几年后还能对处方指手画脚。身边人都说,这位夫人拿起课本就跟拿筷子一样自然。

1961年的庐山会议,是两家人最后一次无拘束相聚。那天夜里,松树林里凉风阵阵,陈毅提着马灯把大家召到小木屋。碗筷碰撞的声音里,他风卷残云般扒饭,引得张茜忍不住偷瞄。水静压低嗓门开玩笑:“元帅是不是饿坏了?”陈毅哈哈一笑,筷子在空中一挥:“打游击那几年,饿出来的好胃口!”众人都笑,可笑声背后,却满是苦涩往事。战争的裂痕,难以抹平,却能化成席间的调侃。

“水静,你还记得那天你缠着我写诗吗?”病床前,张茜忽然提起旧事。原来,南昌分别后,水静曾央求陈毅题诗,最后得到一首《忆井冈》。如今诗轴仍挂在江西小屋,见字如面,水静不止一次对孩子们说:这是信念的见证。

话题转到杨尚奎的近况,水静便把这些年“牛棚”“开荒”的艰难轻描淡写带过。张茜听完,拍了拍她的手背:“收拾残局,还得靠这批老同志。”短短十三个字,像钉子钉在心口——陈毅走了,可摊子还在,许多线头总得有人接。

午后探视时间结束,张茜坚持把水静送到门口。昏黄灯光下,两个中年女性握手良久。张茜嘴角带笑:“回去告诉尚奎同志,等我好些,一定去南昌。”水静拼命点头,却怕眼泪掉下来,只得加快步子离开。身后,张茜的背影纤瘦,却挺直。

回到旅店,窗外胡同里有人吆喝卖糖葫芦。声音悠长,带着一丝甜味,也带着丝丝苦涩。水静坐在床沿,为自己倒了杯凉开水。杯沿微烫,她却握得更紧,因为心里清楚:张茜说的那句“靠这批老同志”,不是感慨,而是嘱托,更像命令。

时间回拨到1963年春天。那年,陈毅从武汉转机南昌,住一夜就得返沪。临行前,他破天荒约水静吃早饭,只因要在不足一小时里见到贺子珍。轮船汽笛声不断,码头灰尘飞扬,三人分坐一张小圆桌,普通的油条豆浆,陈毅却吃得眉开眼笑。临别时,他在人群中挥手,风衣的衣角掀起灰尘,与嘈杂共舞。那一幕,水静至今忘不掉——元帅的背影被朝阳拉得很长,像一面飘扬的暗红旗帜。

1974年春,江西传来噩耗:张茜病逝,终年五十出头。电报上只有寥寥数字,可水静读完,指尖发抖。她想起301医院那次握手,想起那句“收拾残局还得靠这批老同志”。此刻,真正站在残局前的,恰恰是她和杨尚奎。

往后几年,政策拨乱反正,杨尚奎调回原岗位。每当夜深人静,两口子对坐灯下,桌上总摆着那首《忆井冈》。诗里的字迹遒劲,却透着温度。朋友走了,战友走了,家国的重担仍在肩头。风浪未平,老同志们依旧咬牙向前。

——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