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南京，夜风穿过总统府的廊柱，守卫们抱着步枪直跺脚取暖。此时，内战局势已无可逆转，前线败报一封接一封，蒋介石的辞职传闻不胫而走。不到一个月，1949年1月21日，蒋被逼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临时接任。国民党高层表面一派“代总统”新局，骨子里却是山头并起、裂痕纵横。
李宗仁刚坐进南京的那把椅子，就发现桌上电话常常响起却无信号——军机、财政、电台仍在溪口。有意思的是，蒋在故乡接通了七座电台，暗线联结各地“嫡系”，对外却说“我只休养”。电波里，他亲自干预国共和谈，调走桂系驻粤部队，还把277万两黄金与大批文物装船东渡。南方主政者只能干瞪眼。
广州方面最先爆出怒火。2月初，北伐名将张发奎南下，见到李宗仁开门见山：“把委员长请来广州，留下，他的电台就断了。”说罢，他抬手在桌面上重重一拍。这番话只是一个开场，真正的筹划得从西南各省的通电怨声中汲取燃料。
张发奎不是无名小卒。当年汀泗桥、贺胜桥连胜吴佩孚，第四军“铁军”之名赫赫。可在蒋介石眼中，他的“旧第四军”背景成了可疑标记，多年受压制。眼看蒋退而不休，他自觉天赐良机。桂系与粤系有嫌隙，却同样受蒋钳制，他想借李宗仁的名义，来一次“抓蒋”合奏。
李宗仁却摇头：“德邻，这事做不得。”他掰着指头算：兵力被抽空，国库搬空，真把蒋扣下也换不回黄金和部队；再坏点，两广若陷内讧，解放军兵临城下时便毫无回旋余地。“那是徒招恶名。”李宗仁言辞坚决。张发奎扳着胡子，仍不死心：“德邻，你就是胆子小！”双方不欢而散。
蒋介石对可能的突袭不是毫无警觉。3月，他再度飞抵广州，所到之处皆布满便衣与宪兵。欢迎宴设在迎宾馆，蒋经国亲自待在后厨，一道菜一道菜验尝。席间，气氛尴尬到极点，连李宗仁都暗暗感叹：再想扣人，怕是难上加难。
广东不成，云南又起波澜。“云南王”卢汉心中旧恨极深。1945年，龙云被蒋调虎离山、杜聿明夺权，伤透了卢汉的“兄弟心”。1949年夏，他悄悄飞桂林见李宗仁，酒过三巡低声说：“要不把政府迁昆明，等他来了，我一刀一刀割……”话没说完，李宗仁摆手制止，脸色煞白。
西南局势愈发诡谲。四川刘文辉、邓锡侯与解放军暗通声息，也在酝酿“留客”之计。同年12月初，蒋电召二人赴溪口议事，两人找借口拖延，7日便联电宣布起义。若不是胡宗南抢先护驾，蒋怕真要再尝“捉放曹”的旧夢。
扣蒋的风声从大陆刮到台湾。1964年1月，湖口装甲兵检阅场上，副司令赵志华忽然高喊“清君侧”，炮口差点对准中枢。再往前，1955年的“孙立人案”同样触及蒋的神经——远在东南一隅，仍不得安寝。
不难发现，这些“抓蒋”计划大都出自昔日同袍或地方实力派之手。原因复杂，核心却在人事的刻意偏倚与资源的单向虹吸。蒋介石用人唯亲，“中央军”连年吃紧俸，“杂牌军”则被迫漂泊西征；财政、黄金、物资集中于一人一系，疏离了无数曾浴血北伐、抗战的旧部。怨气积蓄，纸终难包火。
历史没有假设。张发奎的“二次西安事变”终究停在酒桌争辩；李宗仁的克制换来了一点颜面，却换不来败局的逆转。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再度仓皇离开成都，从此与大陆山河对岸相望，昔日各怀鬼胎的将领们则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结局。有人起义，有人远遁，有人在孤岛沉默终老。
回首1949年春夏之交，西南与华南的密谈与风声若隐若现，如江面薄雾，终究散去。然而那几次“想抓却抓不到”的惊险，将决策者与旧部之间的裂痕照得通明，也让国民党最后的权力拼图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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