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底色，不知从哪天起，变成了“失语”。
我和丈夫陈志远的对话，精简到“水电费交了”、“孩子下周家长会”、“嗯”、“知道了”。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无形的楚河汉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并不同步的呼吸。
像是两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运行着名为“家庭”的任务。肌肤的渴望，心的悸动，早被日复一日的沉默风干，锁进抽屉最深处，落了灰。
许晖是公司新来的项目总监。
第一次在走廊擦肩，他手里一摞文件险些滑落，我顺手扶了一下。他道谢时，眼神清亮，笑容里有种久违的真诚。
后来因为共同负责一个跨部门企划，接触多了起来。他思维敏捷，却不张扬，聆听时微微倾身的姿态，让人感觉到被尊重。
我们常在加班后的深夜，一起核对最后几个数据。茶水间的灯光昏黄，咖啡机咕噜作响。那一刻的宁静与默契，竟成了我一天中最松弛的时光。
情感的变质，往往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依靠。
那个季度压力巨大，我主导的方案出现意外纰漏，虽尽力补救，仍在总结会上被不点名地批评。散会后，我躲在安全通道的楼梯间，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
不知过了多久，身后传来极轻的脚步声。
是许晖。
他没说话，只是递过来一包纸巾，然后默默靠在对面的墙上，陪我站着。楼道的声控灯灭了，黑暗温柔地包裹下来。
就在灯灭的那几秒，我的手背忽然触到一点温热——是他的指尖，极其短暂地、安慰般地碰了碰我，旋即离开。
灯亮了，他神色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可我全身的血液，却在那瞬间被那一点隐秘的触碰点燃，又迅速冻结。那是溺水之人抓住浮木的战栗。
之后的一切，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朝着失控又必然的方向滑去。
加班、讨论、一起错过班车的夜晚。交谈从工作蔓延到音乐、电影、年少时荒唐的梦想。他说起曾骑行去西藏，在海拔五千米的垭口看到星空，感动得像个孩子。
而我，已经忘了上一次和陈志远分享“感动”是什么时候。
一次团队庆功宴后，他送我回家。车停在我家小区外的拐角，引擎熄灭，狭窄的空间里只剩下呼吸声。窗外路灯的光晕染进车内，在他侧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
谁也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空气稠得化不开。
然后，他的手，缓缓覆在了我握着安全带的手上。掌心温暖而干燥，带着不容置疑又小心翼翼的力量。
我没有抽开。
一股巨大的、近乎疼痛的暖流从被他握住的地方炸开，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那是一种被彻底填满的“充盈感”，仿佛干涸龟裂的土地终于迎来甘霖，每一个细胞都在舒张、叹息，体会到一种“久违的踏实”。
那不是青春的激烈火焰，而是深秋暖阳般的、渗透到骨子里的“心动到舒展的满足”。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仅仅是这样手心贴着手背的沉默，就让我溃不成军。
回到家，客厅留着一盏小灯。陈志远已经在卧室睡了。
我站在洗漱台的镜子前，看着里面那个面颊潮红、眼眸湿润的女人，感到一阵尖锐的羞愧。
我开始拼命对陈志远好。早起给他做复杂的早餐，给他买他随口提过的昂贵衬衫，在他看新闻时主动坐过去。他起初惊讶，渐渐习惯，最后甚至有些疑惑地问我：“最近怎么了？”
他的疑惑像鞭子抽在我身上。
我尤其无法面对女儿。她任何一点乖巧和依赖，比如把头靠在我膝盖上让我给她读故事，都会让我心里那根名为“自责”的弦绷到极致，几乎断裂。
我成了一个演技拙劣的双面人。一面在许晖那里汲取着让我焕发生机的危险养分，一面在家庭里用加倍的好来填补内心的窟窿。
结果窟窿越填越大。
我知道我在沼泽里下陷。
一边是许晖带来的、让我重新感到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的悸动与温暖；另一边，是与陈志远十几年相互嵌入的、已成习惯的生活，以及对女儿不可推卸的责任。
它们撕扯着我。白天在许晖一个理解的眼神中心跳加速，深夜又在丈夫平稳的鼾声里自我厌弃。
我变得敏感易怒，又忽然沉默寡言。我看着这个经营了多年的家，每一件家具都熟悉，却又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
我常常在午夜惊醒，问自己：这条危险的路，究竟要把我带向哪里？
斩断情丝，回到那片令人窒息的平静里，我是否还有力气走完余生？而若不顾一切，前方究竟是救赎，还是更深的深渊？
这份在责任与自我之间无处安放的痛苦，像慢性病，日夜折磨。我却连该挂哪个科都不知道。
或许，很多个像我一样的女人，就在这样的迷茫与无措里，耗尽了半生。
也找不到一个能坦然说出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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