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从沙俄手中接管了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即南满铁路，从长春至旅大一线）的经营权。由于日本国内人口过剩，而南满洲铁路沿线人口稀少，大量日本人陆续移民至此。
在1907—1916年的十年间，日本陆续将今东北南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纳入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不仅侵占了这些地区有待开发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并将国内失业的技术人员安置到这里工作。
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多数日本人认为，基于经济和人口的实际需求，日本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亚洲大陆。
一些人提议，日本应与欧美各国合作，以列强的身份“为构建和平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比如内藤湖南将日本的这一作用，定义为其在亚洲应该承担的“使命”。可以预见，他一直对“满洲问题”保持着高度关注。
晚年的内藤湖南
1）早年的“满洲之道”
内藤湖南公开谈论“满洲问题”，是在1910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当时，他格外关注南满铁路的中立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日本与其他列强的关系。
他先是批评美国，认为美国人不仅想搅乱满洲的贸易秩序，还误解了日本的善意：
我国（日本）正与沙俄、英国在满洲问题上相互合作。但是，美国人却以为，日本在满洲拥有铁路，阻碍了美国在当地的贸易发展。
当然，他也同时安慰众人：
美国人之所以恼怒，不过是由于他们对清朝中期以来的满洲开发历史及其困难的无知媳妇而产生的想法而已；在各国当中，也只有美国在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喋喋不休，这对日本造不成什么大的影响。
与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不同，内藤湖南一直建议，日本政府应该采用“非暴力的经济运动”去“刺激中国”，“为中国民族将来的生命带去幸福”。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坚决反对“对华动武”。实际上，他曾专门撰文“抚慰”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感到气短和自贬”。
早在1913年7月，他就在演讲中指出，“在对华的外交政策上，不必过分迁就中国人的感情，当然也没必要说无用且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话”。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提到了京都帝大教授末广重雄：
末广博士曾提出“放弃满洲”的主张，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不向大陆扩张。按常理本可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实际却并非如此。这就像绝症患者不愿谈及生死一样，中国人当时也不愿提及自己无力掌控的领土统治权问题，生怕伤及自尊心。
堀扶桑、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最右）在上海（1903）
在这一时期，内藤湖南大力赞成日本人移民东北地区。
在写于1913年8月的 《古代的满洲与今日的满洲》一文中，他先是回顾了几百年来朝鲜半岛和东北境内的大小王国，以及它们与中原王朝、日本的关系，然后意味深长地表示：
日本和这些王国的交往历史，一点都不比中国短。有些时候，比如和渤海国打交道的时候，日本和它的贸易、外交往来，甚至比中原王朝和它的还要密切。
清朝入关后，满洲作为满族的发祥地被封锁，禁止汉族人进入生活、繁衍。直到进入19世纪以后，清朝的政策才出现转变，重新启动了满洲的开发。
基于以上论述，内藤湖南认为：
日本不仅有能力、也有必要“开发满洲”。更何况，日本在过往的历史交往中，已经积累了开发满洲所需的相关知识。
在“管理满洲”问题上，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在满洲的统治，必须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比如在发表于1915年7月的《日中交涉论》一文中，他批评过这样一件事：
在南满洲的混合审判环节，那些根本不了解当地习俗的日本审判官们，常常和中国审判官爆发冲突，而且一点都不考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公正办案，这完全是一种鲁莽轻率的行为。
老照片中的满铁总部
除此之外，他还在发表于1922年1月的《何为中国》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自清朝以来，中国就向满洲派遣了管理人员。现如今，满洲也设有与中国内地一致的行政机构。但自从与沙俄交涉后，中国在满洲已无法充分行使领土主权，险些丢失这片土地，多亏日本的介入，才勉强保住。因此，中国如今能在满洲维持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系，本质上离不开日本势力的支撑。
如果中国因受其他国家压迫而守不住满洲，且在本土治理中无法有效保障外国人的居住权、生命与财产安全，日本便可以在这些方面为中国提供协助。届时，中国人应该不会视而不见。2）“满洲国”时代的忧虑
1928年8月，内藤湖南把住所搬到了京都府相乐郡瓶原丘陵上新建的恭仁山庄，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1934年去世，他一直都住在那里。
在他去世前的三年里，也就是1931年到1934年，他再度重新谈起了满洲问题。主要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关东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让他特别担心。
在他晚年撰写的局势评论与书信中，对于那个困扰他一生的问题——为实现亚洲所需的改革，是否可以动用武力——再次展现出内心的矛盾与纠结。
晚年的内藤湖南
1）对矢野仁一与石原莞尔的担忧
1932年1月30日，他给当时在首尔编修朝鲜史的稻叶岩吉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了满洲问题。
其一，他发现京都帝大教授的矢野仁一，“最近因为满洲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矢野仁一（1872—1970），毕业于东京大学。1905年，他接受清朝的邀请，前往北京的进士馆担任老师，后来又在京师政法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之后，他返回日本，被京都帝大文科大学聘用，讲授中国史，与内藤湖南当了15年的同事。
1932年从京都帝大退休后，他接受关东军和“满洲国”外务局的委托，帮忙打造能让“满洲国”显得名正言顺的理念——也就是儒家的“王道”主义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928年，矢野仁一就撰写过一本名为《我国在“满洲国”的特殊权益》的小册子。
进入1932年以后，他发表了很多关于“满洲国”和“王道”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包括：
1932年发表于《东亚》杂志（该杂志在30年代初刊登了很多以“满洲国”和“王道”为主题的文章）的《王道政治论》；一篇发表于1933年8月的演讲稿，标题是《对满洲中国领土说的批判与“满洲国”建国》；除此之外，还有发表于1934年，长达350页的著作《“满洲国”历史》。
这些著作的主题非常明确，那就是“极力否认中国对满洲的统治权，同时赞美满洲国的建立”。
矢野仁一（1872—1970）
其二，他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提出的处理溥仪的办法，“感到十分担心”。
就是这个石原莞尔，在1932年3月把溥仪推到了台前，让他当“满洲国”的执政；两年后，日本政府又让他改任为皇帝。
与矢野仁一一样，石原莞尔也将“王道”主义视为“满洲国”的建国理念。
有观点认为，橘朴和孙中山等人曾经提出的“亚洲各民族实现大同”的主张，对正在探索“满洲国”建国理念的他产生了不少影响。
内藤湖南在信里说矢野仁一“极其忙碌”，显然就是指他在忙着与石原莞尔、关东军相关的事情。
2）内藤湖南的“建国方略”
1932年3月，内藤湖南在《朝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满洲国建设》的系列专题文章，而这恰巧是关东军“邀请”溥仪担任“满洲国”执政之时。
他认为，“满洲国”的建立是东亚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个新国家不是抱着军国主义的希望而诞生的，而是要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建设一个世界民族共同的乐园。从现在的东亚形势来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可以说，内藤湖南将“满洲国”视为一个“多民族的、去军事化”的“新生国家”。
宣传“满洲国”的主题海报
那么问题来了，“满洲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国体？
内藤湖南认为，这个新国家应该实行共和制，而不是恢复帝制。原因很简单，“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帝制与共和主张，但确定实行共和制，才是符合时代潮流、最稳妥的选择”。
他还指出，将溥仪推上皇帝的位置，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因为“满洲国”和清朝的“建国精神完全不一样”的；溥仪可以像日本天皇那样，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住在皇位上但不掌握实权，起到凝聚国民的作用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信中提到了自己的朋友——中国古代史学者罗振玉——他不仅是溥仪的亲信，还是个狂热的、希望恢复帝制的人。
内藤湖南推断，“让罗振玉这些有才能的人在溥仪的身边担任谋士，再给溥仪一定的活动自由，他就能成为满洲国的合格元首了”。
考虑到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本土“迄今为止看不到国情安定的局面”。所以，内藤湖南认为，“总的来说，先建好满洲国，让它成为第一个能实现稳定的地方，应该是最明智的做法”。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实现“满洲国的稳定”？
内藤湖南不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日本人和满洲人要合作”，还介绍了时任奉天市市长赵欣伯的类似想法：
应该以满洲大片没开发的土地、日本多余的人口，以及多余的受过教育的人为基础，靠着日本人的资金和办事业的能力大力开发满洲土地，把这个作为建设新国家的根基。
宣传“五族协和”的海报
对于开发满洲和日本的关系，内藤湖南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这个新国家，不是日本去开拓殖民地的项目，它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即借助日本的资金、日本人的能力等资源，去培养满洲当地的人，再慢慢扩大培养的规模，让这些人成为新国家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内藤湖南的观点，与“孙中山计划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国家时，首先考虑到训政时代”的思路一致：
当时的“满洲国”，相当于处在“训政时代”；和孙中山“近乎采用苏联方式培养中国人”大同小异，“满洲国”也需要借助日本的资金、人才等资源，培养当地民众。
内藤湖南非常认真地向日本当局建议，日本人在满洲必须谨慎做事，尤其是在经济活动上，要尽力避免做出丢人的事，还要充分尊重地方行政区的自治组织，原因很简单：
日本那些最先进入亚洲大陆的先行者，身上大多具备豪杰般的气质，这种气质固然在创业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一旦进入治理阶段，很多人便无法适应民政安定这类的和平工作。
他还建议，“日本人和满洲当地人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优点”，虽然日本在开发满洲上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以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最后，内藤湖南认为，“满洲新国家能建得这么快，全靠日本军人的功劳”。但他话头一转，马上指出：
为了满洲的未来，有必要另外设立属于满洲新国家的军部，负责国防等事务，并且尽快和日本军部切断联系。
究其原因，“因为军人性格单纯，往往容易自我陶醉，还会产生‘什么事都可以使用武力解决’的妄想”。
“满洲国军”的骑兵
3）怒斥空谈王道，警惕独断统治
1932年5月15日，内藤湖南多年的好友，时任首相犬养毅，被军部右翼分子山岸宏等人刺死，这就是五·一五事件。事件发生两天后，他发表了一篇极其悲痛的悼文，歌颂犬养毅的功绩，还认为这是日本的巨大损失。
五·一五事件之后，关东军独断专行的作风越来越严重，内藤湖南也越来越担心。他在致稻叶岩吉的信中不安地表示，希望后者能够给石原莞尔等人提个醒：
满洲国的政治，应该以不受王道、大同等空言的约束为宜，因为这些所谓政治理念只是空洞的口号而已。
与此同时，对于连矢野仁一等学者们也毫无批判地倡导这些“空言”的现象，内藤湖南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但现实情况是，尽管内藤湖南宣称自己不相信“王道”主义，但稻叶岩吉却慢慢开始赞美起了以“王道”立国的“满洲国”。
1915年，由稻叶延吉主编的《满洲发达史》正式出版发行。内藤湖南不仅特意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还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在1933年11月，他在《东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满洲国”创立的历史认识》的文章，极力赞扬“满洲国”的历史意义。
1935年，也就是内藤湖南去世后不久，稻叶岩吉将《“满洲国”创立的历史认识》一文附在了《满洲发达史》的增订本当中。当然，尽管他知晓内藤湖南并不认同“满洲国”，但还是将其为原著撰写的序言完整保留。
稻叶岩吉著《满洲发达史》内页
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王道”好像已经实现了，就一个劲地赞美“满洲国”，内藤湖南心里特别担心。而且他的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内藤湖南之所以给稻叶岩吉写信，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日本最有权威的儒家杂志《斯文》（月刊）在1932年4月第一四卷第一号的卷首论文《关于王道主义》。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最有名的“日本主义”者，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
在文章里，他不仅大力提倡“盲目地对外强硬”，还将建设“满洲国”视为“王道”的实现而大家赞赏，这让内藤湖南感到担心。
等到了1932年5月，《斯文》杂志居然出版了一期特刊，主题就是赞美“满洲国”的建立和“王道”的实现，这让内藤湖南的担忧更重了。
特刊里不仅刊登了东京帝大教授、斯文会领导人盐谷温（1878—1962）的卷首论文，还有日本学界、政界、贵族、军部等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撰写的文章，以及很多赞美“王道”和“满洲国”的短文和诗歌。
电影《二二六》剧照
内藤湖南关于“满洲国”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33年7月发表的《关于“满洲国”今后的方针》。虽然他在文章里没有直接提到这些文章，但对于那些了解满洲情况，却越来越没有责任感的学者们的言行，明确表达了愤怒。
他认为，大多数国家都是随着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但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却截然不同。
这个国家里，有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的移民，其中中国移民人数最多；可组建这个国家的核心力量，却并非是中国移民。说白了，这个国家就是以中国移民为基础，按照日本人的想法组建起来的。
这样一个特殊来历的国家，未来走向根本难以预料、无从看透。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大难题。
因此，“满洲国”的未来，关键就在于中日两国移民的合作。
1918年“中国学会”毕业生践行会，第1排右3为内藤湖南
作为学者，同时也是政论家的内藤湖南，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满洲国”一再把古代中国的“王道”思想当成自己的“建国理想”来宣扬：
王道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只不过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一种理想，一种用来警醒世人的教训罢了。
而且，虽说这个理想听起来十分完美，让人挑不出毛病，但历史上却常常因为实施这个理念的人有问题，导致最终的结果和理想完全相反。当然，我们没必要排斥“王道”主义这种从字面上看十分完美的理想，只是更需要认真、深入地思考，要给“王道”赋予什么样的具体内容，让它有实际的意义。
内藤湖南觉得，要是不这样做，“王道”最后只会变成一个意义模糊、没什么实际用处的口号。所以他建议：
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准确地了解满洲国的实际情况；其次，要了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史，还要让那些能独立思考“这种人为组建的国家该怎么建设”的人，进入国家的核心层”，然后以这些为基础，选择最适合满洲国特点的建国道路。
虽然内藤湖南依然推崇明治维新，把它当成改革的典范，但他警告说，把日本的政治结构照搬到“满洲国”，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说到底，“满洲国”的政治结构，必须符合“满洲国”的实际情况。
由此可见，内藤湖南自始至终都没有和那些毫无批判地赞美政府、军部方针的学者站在一起。他尤其反对自己的学问，被日本政府当成美化军国主义思想、使其合法化的宣传工具。
毕竟，倘若学者们都放弃了批判的职责，沦为了国家的工具，“那么中国的未来，又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内藤湖南访问欧洲时所用的护照，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
3）尾声：晚年预言终成真
为了配合“满洲国”的建立，1933年4月，东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组建了满蒙史学术研究班。东京帝大的研究班，由研究朝鲜史、满洲史的专家池内宏担任负责人；京都帝大的研究班，由内藤湖南负责，研究工作在恭仁山庄开展。
同年10月，日本外务省筹备组建“日满文化协会”，并决定在“满洲国”召开协会的成立大会，同时还要决定出版《清实录》的相关事宜。
那时候，医生不让内藤湖南出远门，但内藤湖南却表示，自己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就这样，他拖着病体，来到东北参加了这次会议。
内藤湖南的态度这么坚决，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东京帝大代表团在出版《清实录》这件事上抢了先机。最终，日满文化协会和“满洲国”总理郑孝胥（1859—1938）在10月27日，就出版《清实录》达成了一致意见。
回到家后，内藤湖南的病情急剧加重。但在病重到无法接待访客之前，他始终在恭仁山庄会见前来拜访的人。
恭仁山庄
1934年4月9日，病入膏肓的内藤湖南接待了“满洲国总理”郑孝胥。虽然两个人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据说，内藤湖南以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年出版）为依据，给他讲了建国的根本道理。
会泽正志斋是水户藩的儒家学者，也是日本“尊王思想”的先驱。会泽正志斋在《新论》中，专门探讨了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日本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他与内藤湖南一样，也坚定认为，“做事必须先确定方针”。
首先，守护国家、整顿军备，必须先定好和谈与开战的策略。
要是这两个策略都没有定好，天下人就会迷茫无措，法度松弛，上下苟且偷安；就算有智者也没法出谋划策，有勇者也无力抗争，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的阴谋得逞、束手待毙——这都是因为内心胆怯，不敢果断决策啊。”
其次，如今我为天下人谋划大事，天下人却惊愕不解、议论纷纷，只因他们沉溺于旧说法、固守着老观念。
1934年4月9日，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
值得一提的是，据内藤湖南的二儿子耕次郎的回忆，大概在1933年底的一天，他曾经陪着父亲去京都见了两个记者。
双方见面的时候，内藤湖南曾经说过：
凭着日本人的武力和狂热，暂时统治中国大陆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是，中国的土地和人民有着无穷的潜在力量，所以日本的统治绝对不会长久。日本最终一定会因为统治中国而灭亡。
对于父亲的这番话，耕次郎解释道：
父亲早已看透，那些既无政治能力、也无文化素养的军部人员，一意孤行，最终必将走向悲惨的结局，这也可以说是他对日本的一大讽刺。
1934年6月26日，内藤湖南因病去世；而日本历史的走向，也印证了他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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