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想不到，在甘肃武威文庙一座大殿的檐下，密密麻麻挂着的44块老匾里，藏着一块堪称“民国风骨”的见证物。它不是年代最久的，却是最特殊的——1939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整个西北旱灾、雹灾、霜冻轮番肆虐，日军的飞机还在轰炸兰州。就在这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年月，武威的一群读书人，硬是凑在一起，恭恭敬敬地向一块新制的牌匾行了礼。匾上四个金色大字：文教开宗。
这可不是普通的文人雅趣。1939年的武威，是个什么光景？根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的记载，那一年，武威遭遇了旱、雹、霜、风、洪五毒俱全的超级自然灾害，庄稼歉收，商业萧条，老百姓饿肚子是常事。头顶上，日军飞机的威胁像乌云一样笼罩。主政甘肃的军阀盘剥，税负重得压垮人。教育经费？那更是捉襟见肘，来源全靠一点可怜的“公当”生息、学田田租，在战火和天灾面前，脆得像张纸。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以段永新、贾坛、唐发科等14位地方贤达为首的“武威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发起并郑重其事地举办了一场献匾仪式。他们把这块长近3.5米、宽近1米，绿底金字的巨匾，高悬在了供奉文昌帝君的桂籍殿外廊。仪式由王理乾主持，刻字匠人樊福顺和众多地方名流、教书先生都来了。献完匾，大伙儿还当场搞了个捐资助学的活动。这举动，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合时宜”，在当年，却是一群文化人用最传统、最庄重的方式，在向动荡的时局宣告：天可以旱，地可以震，敌人可以来，但祖宗传下来的文脉不能断，教化育人的根本不能丢！
“文教开宗”四个字，是颜体行书，笔力雄浑，气势磅礴。题写者段永新，可不是普通的书法家。他是武威名门之后，年轻时考取优贡，当过国会议员，做过绥远实业厅长，见过大世面。中年回归故里后，干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组织“文庙管理委员会”和“修志委员会”，和唐发科、贾坛等人一起，拼命保护地方文物，编修地方志书。对他来说，写字不只是风雅，更是责任。
再看其他几位立匾人。唐发科，一个在小学讲台上站了35年的老校长，生活俭朴，以身作则，把万寿宫小学办得风生水起，国民政府嘉奖了六次。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后来当上副县长，亲儿子犯了法，办案人员来征求意见，他直接说：“不管是谁，依法惩处，不能因为我讲私情。”贾坛，商贾出身，却是个“文物疯子”。唐代弘化公主的墓志被人私藏，他千方百计找回来；文庙被大地震震垮了，他牵头筹款修复；听说荒郊野外有块元代高昌王碑，他拉着唐发科就去找，最后把半截残碑抬回教育馆保存起来。
这十四个人，是在职官员，是学界耆宿，是商界领袖。在兵荒马乱、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他们聚在一起，做的不是囤积居奇，不是逃离避难，而是集资刻一块大匾，倡导“教育化人、教育救国”。匾额上边框正中，还刻着一个金色的“寿”字和“南”字组合图案，寓意“寿比南山”。这心思太深了——他们是在祈祷，祈祷文昌帝君庇佑下的文化教育事业，能像南山一样坚固永存。
这块匾，因此远远超出了它作为文物的艺术价值。它是烽火连天岁月里的一盏孤灯，是山河破碎背景下的一声呐喊。它挂在文庙里，挂在霍去病曾经征战过的土地上，挂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旁，默默地讲述着一个道理：真正的强大，不仅仅是城墙的坚固和刀枪的锋利，更是文明在废墟之上一次又一次倔强的重生，是“郁郁乎文哉”的精神在血脉里的永续传承。
所以，当你去武威文庙，别光顾着看巍峨的大成殿和古老的状元桥。一定要在桂籍殿前停一停，抬头找找那块“文教开宗”匾。1939年的秋风，似乎还萦绕在匾额周围。它提醒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深的韧性，就藏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有人愿意为几个字、一堂课、一本书而坚守的决心里。文脉不绝，斯文在兹，这或许就是文明穿越一切黑暗最可靠的力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