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赤塔小机场的雨点砸在灰土跑道上，一名身着旧呢大衣的中国人登上驶往延安的运输机。同行的苏联飞行员悄声问他：“还会再回莫斯科吗？”那人摇头，没有回答。他叫李立三，46岁，兜里塞着厚厚一沓检讨稿。谁也料不到，22年后他会用安眠药为自己盖棺定论。
机舱晃动，回忆纷至；最先浮现的是1919年的马赛港。那年20岁，他和十几名同乡挤在三等舱，为的是法国工学勤工俭学。他在车站扛麻袋、刷油漆，晚上蜷在阁楼读《共产党宣言》。寒风穿墙钻骨，可书页发出的沙沙声让他感到炽热，那份炽热后来化作坚定的行动。
1921年夏天，他已是旅法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周末的里昂郊外，他常给工友上夜课，黑板上只写两行字：工人阶级与组织。有人不解地问：“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怎么闹？”李立三咧嘴一笑：“正因为一穷二白，才更有力量。”那晚月光照着河面，波光碎金，他的嗓音却比水面还亮。
1922年底，他偷偷买了张船票回上海。租界灯火迷离，可他顾不上看风景。次年，他在安源煤矿建立工人俱乐部，当地巡捕房连夜写电报要求逮捕“煽动者”。几周后，一场数万人罢工爆发，矿井汽笛长鸣，工人第一次昂首走上谈判桌。李立三用激烈的罢工策略换来了“安源经验”的名声，也积累下斗争的自信。
风头正劲时，他被推上更高舞台。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会后，他面对镜头，年轻得像个学生，却在演讲中高呼“武装工人阶级”。照片传回国内，让许多地下党员热血沸腾。然而，盛名之下暗潮汹涌。
1930年春，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李立三误判形势，提出“集中主力攻打大城市”方案，一纸命令把各地红军推向绝境。长沙、南昌、潮汕先后起义失败，牺牲难以计数。这一年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时期，一句“急性冒险主义”像铁链一样套在他脖子上。
同年秋，他被撤职并送往莫斯科。离别那天，妻子何孟雄的遗孀李莎握着他的手，低声说：“回来要带一身清白。”他点头，却没想到这次“一去”就是整整十五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他负责翻译与研究。资料室里，他常对着厚厚档案自嘲：“历史，没有橡皮能帮我擦掉错误。”
15年并非冷板凳。他积极参加苏共高级党校学习，又协助留苏干部培训，外加频繁在会议上公开检讨“立三路线”。有意思的是，他越是痛加自责，身边人越敬他率真。1943年，中共中央电报调他归国，但因苏德战争还未结束，直到1946年2月才辗转回到延安。
回国不到一年，他即随华北野战军南征北战，主管敌工与工运。对于破坏敌后交通线、发动铁路工人罢运，他轻车熟路。平汉线、津浦线的运输屡被切断，间接为三大战役提供胜机。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劳动部副部长，参与制定劳动保险条例，推行八级工资制。工人们说：“李部长讲稿跟钢轨一样硬。”
然而，个人履历里那段“十五年苏联经历”却成了隐患。进入六十年代中期，气氛急转直下。有人开始翻旧账：“留过洋，娶洋人，怕不是二心？”1966年秋，他被隔离审查。批斗会上，他的近视眼镜被打得粉碎，衣扣被扯得七零八落。质问如潮水：“你是不是特务？”他沉默，只是一遍遍申辩：“我对党忠心耿耿。”
一个月里被揪斗七次，他的身体和尊严都在崩溃边缘。深夜无人时，他给自己做笔记：“真理只能通过实践检验，可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1967年6月22日清晨，李立三服下大剂量安眠药，伏案写下短短数行：“主席，我死不足惜，但求查明真相。”字迹凌乱，墨迹未干，人已昏迷，再无转机，终年六十八岁。
后事极为仓促。医院记录称“病故”，火化后骨灰盒无人认领，草草存入八宝山库房。家属瘫坐一隅，哭声都被喧闹口号淹没。那场悲剧迅速掩埋在时代尘埃中，无人敢多议。
1978年冬，中央专案组翻检早年档案。“立三与外国情报机关无直接往来”一句结论戳破多年迷雾。1980年6月，国务院礼堂举行追悼会，数千人自发前来。挽联写着：工运旗手，一生磊落；忠诚布衣，不慕荣华。遗憾的是，打开骨灰盒只剩一副旧眼镜。主持人哽咽地说：“他用一副眼镜见证自己的清白。”
梳理李立三跌宕起伏的一生，最显眼的标签却不是错误，而是倔强——对理论的倔强，对工人利益的倔强，对个人信念的倔强。倔强让他赢得鲜花，也让他在误判后负重前行。1967年那一粒药丸，是他倔强到极致的悲情选择。
历史的齿轮从不停歇，个人命运有时微如尘埃，可尘埃也能映射光亮。李立三留下的，不只是震耳欲聋的口号，还包括制度的雏形、工会的骨架，以及一名共产党人对自我负责到底的坚决态度。若要给他画像，或许只需两笔：眉宇间的锋利与目光中的隐忍。这两笔交错，便能勾勒出那个在暴风雨里昂首站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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