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盛夏七月，合肥城里热浪翻滚。中纪委驻皖调查组推开一扇陈旧的木门，屋内微弱的电风扇吱呀作响，薄薄的尘土在地板上隐约可见。来人原本以为会看到欧式沙发、名贵字画，结果只发现一套老旧木制家具，一台20英寸的老电视，以及被磨得发亮的自行车把手。有人小声嘀咕：“这就是那位被举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厅长家？”眼前的景象叫人发懵，也成为案件逆转的第一抹伏笔。
翻开调查材料，举报信罗列的罪名不外乎贪污、受贿、以祖辈名望谋私利。可调查组很快发现，屋里最贵重的物件竟是一枚补丁泛白的老式行军被。调查官半开玩笑地说：“真要找藏钱的地方，怕是得先把这些书搬完。”次日的走访更让人摸不着头脑：邻居谈起男主人，总离不开“碰面骑车打招呼”“手拎菜篮子”。第一轮核查，就此露出“查无巨款”的端倪。
要弄清这封举报信为何姗姗来迟、无中生有，还得从老人的出身说起。老人名叫李宏塔，1949年10月生，和共和国同岁。他的爷爷正是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而父亲李葆华，曾握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家世显赫，可在合肥街坊眼里，李宏塔却像一棵深埋泥土的老松，显得寡言、节俭、不修边幅。
对许多人来说，父母爱子，必为之计深远。李葆华的“计”恰恰是让儿子远离特权。1950年代初的一天，有好心人送来几袋新疆葡萄干，李宏塔刚拆封一口还没嚼完，就被父亲厉声喝止：“记住，我们唯一的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吃了这包，味甜，心苦。”次日清晨，葡萄干原封退回，连已吃掉的那一包也折价退钱。李宏塔懵懂中被记下人生第一课——礼物背后常藏着枷锁。
1966年中学毕业，17岁的他报名前往江苏河口农场当农垦兵。离家那天，父亲递来一壶水：“要准备吃大苦，吃不得苦就别当兵。”农场的芦苇荡里蚊虫肆虐，瘦高个的李宏塔不到一年便练成“能一肩挑百斤稻谷”的壮劳力，战友们给他起外号“大虾”。三年下来，劳动能手、神枪手、万米游泳能手的红纸奖状塞满了行李包，他却始终未与家里报喜，只写了十来封短笺——“我很好，请勿挂念”。
1969年退伍，他被分配至合肥化工厂，当车间钳工。那正是工厂三班倒的年月，夜里炉火轰鸣，白天机器震耳，无数青年在铁屑与蒸汽里被锻成“锅炉匠”。他学会了焊管、盘管，手背烫得落满泡疤，没抱怨过一句。1973年因技术扎实，被厂里推荐到合肥工业大学深造。三年求学期满，旁人劝他凭学历进机关，他却扭头回到车间：“镀一层象牙塔的光，就忘了炉台的热？不合适。”
1978年秋风刚起，组织部找了他好几次，终于把人拽进共青团合肥市委。这里是青年人打交道的地方，会议、调研、发言，场合多了，他仍保持两样“土习惯”：改造宿舍大铁皮柜当书箱，办公室桌角永远立着两捆草稿纸。1983年，他升任团省委副书记；1987年38岁，面前摆出了好几条仕途路径，他选中了最“不起眼”的民政厅：“民政直接面对困难群众，这活儿才踏实。”
民政厅里车改名额紧俏，他单车不离身。某次大雨，厅里干部劝他坐公车，李宏塔拍拍滴水的雨衣：“轮流开车，运动量归零可怎么办？”十几年下来，他骑坏四辆二八大杠，胶鞋七双。车库管理员逢人就笑：“咱厅长的车胎补丁比学生车都多。”直到2004年，年逾花甲的他才换成电动车，自嘲“技术升级”。
住房更显“另类”。1982年安徽出台干部住房新规，副厅级70至95平方米。李宏塔早已达标，却在合肥职工小区挑了55平方米西头两居室，冬天冷风直灌、夏季烈日烘烤。朋友探访，见书柜里挤满旧教材，不解地问：“何必呢？”他笑答：“化工厂师傅一家五口挤一间半，我这已算阔气。”
民政厅18年，他四次主持分房，从没把自己列入名单。1998年是最后一次单位福利分房，他握着笔犹豫良久，终究在名字栏填了“弃权”。同事背后感叹：“要是他开口要一套，全厅没人敢挡。”
与清贫同行的，是数不清的下乡足迹。李宏塔自创“反向工作法”：先往最偏远村落钻，一户户敲门，问米袋子、问学费、问看病报销。脚上的军绿色布鞋溅满黄泥，再返程到县里开会。199x年（确切时间因未见官方文件记载，介于1992—1996间）一次回访，他发现前期拨付的救灾款竟然被挪去平缺口，操着安徽口音当场质问县财办：“钱呢？你们敢克扣老百姓？”第二天上午，县里补齐了款项，相关人员受到处分。
2003年淮河流域的洪水，淮北、皖东受灾惨烈。7月18日夜里，暴雨倾盆，堤坝告急，他和同事冲上一艘机动木船，逆水检查漫堤口。船身摇晃，他打着手电，耳边是“呼啦”作响的水声。衣服湿了又干，他晒得一身黝黑，却在洪峰过后第一时间统计撤离帐篷人群的温度投诉，把县里空出来的机关楼让给三万灾民。有人问：“厅长，咋舍得把空调楼让人家住？”他摆摆手：“机关断电能扇扇子，帐篷里45度，一口气都喘不上。”
举报信出现的背景并不复杂。改革进入深水区，民政系统涉及灾后重建、低保审批、福利院改造，钱、物、项目交织。一些别有用心者眼见李宏塔讲话分配“不带私人感情”，必然心生怨怼。于是匿名信寄到了北京。按规定，中央纪委必须查清。事实却告诉人们，以身许民者，怕不了镣铐。
调查四个月，结果公布：证据不足，举报失实。紧接着，2005年7月3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整版报道了这位“清官”背后的故事。此后，安徽机关间流行一句话：“有人举着放大镜找他的问题，结果看到了灰头土脸的自行车。”话虽俏皮，却并非夸张。
2008年1月，他调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分管扶贫。仍然老一套出行方式——轻便挎包、旧球鞋、电动车。芜湖一位乡镇干部回忆，李宏塔到村口时，身上竟淌着一身汗，“他伸手拍我肩膀：‘带我去最难看的地方瞧瞧。’”九月底的田埂裂纹纵横，老人踏着稻梗走到空心村，摸墙灰、看水井、记录贫困户合疗报销比例，晚上挑灯写建议。后来，他把调研报告提交全国政协，直陈“精准扶贫制度化缺口”，并附三条细化路径，字字直白。
2021年6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第一次颁授。当72岁的李宏塔上台领章时，很多人想起那封已被证伪的举报信。有人凑到他耳边道喜，他只抬手扶了扶胸口：“荣誉是集体的，章得还给人民。”半个月后，他把勋章寄给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连同一封不足百字的便笺：“祖父视之为使命，父亲视之为本分，今承先志，以慰乡土。”
如今的李宏塔，在政协退休名单里早已上了岁数，但偶尔还能见到他拄着拐杖，到省内养老院听老人倒苦水。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让这位“红色后代”练就一身“听得进抱怨、扛得住清贫、迈得开双脚”的本领。有人总结他的处世法则——简简单单八个字：规矩做事，俯身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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