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近乎精神分裂的错位感。
每天当你打开手机，都会被各种AI的产品或功能炸得外焦里嫩，来自遥远硅谷的消息，好像都在左右着人类的未来。
一方面，各路行业大佬都在安利，人类正站在一个名为“丰裕时代”（Era of Abundance）的门口：未来，AI 将成为你要多耐心有多耐心的导师、要多专业有多专业的医生；能源将变得像空气一样免费，物质将极大丰富，人类将从劳动的诅咒中彻底解放。
然而，另一方面，当你关上手机，走进现实的写字楼或咖啡馆，听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声音：裁员的焦虑、对“35岁门槛”的恐惧、以及很多人心里悬着的问题，“明年，我的工作还在吗？”
这种割裂感是真实的。它暴露了我们现有社会操作系统的一个巨大、且致命的漏洞。
2024年初，硅谷顶级风投公司16z的合伙人阿尼什·阿查里亚（Anish Acharya）发表了一篇雄文，标题直指《AI 将如何开启一个丰裕时代》。
紧接着，马斯克将特斯拉的愿景修改为“创造惊人的丰裕”。他在达沃斯论坛上直言：“如果机器人的数量没有上限，经济就没有上限。”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但最近我看到另外一种声音，Google X 的前首席商务官莫·盖达特（Mo Gawdat）就在这个时候，向狂热的同行们泼了一盆冷水。
他警告说：“AI 正在暴露资本主义的一个致命缺陷。”
这个缺陷不是某种技术故障，而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因，即它根本没有为“零成本、零劳动”的繁荣做好准备。资本主义这台精密的机器，擅长处理“稀缺”，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无限”。
无独有偶，纽约客和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探讨人工繁荣背后的致命悖论。今天，我们需要穿透硅谷的公关话术，去审视这个被“丰裕”掩盖的残酷逻辑：当生产不再需要人类，人类在经济中还有位置吗？
一、劳动套利的终结：当“智能”比“电力”更便宜
要理解这个“致命缺陷”，我们需要先回到资本主义的底层商业逻辑。莫·盖达特将其总结得非常透彻：劳动套利（Labor Arbitrage）。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无论是纺织厂的厂主还是写字楼的 CEO，他们玩的游戏本质上是一样的：我花 1 块钱雇佣你，利用你的体力和脑力创造出 2 块钱的价值，然后把商品卖出去，赚取这中间的 1 块钱差价。
这套游戏之所以能玩得转，全靠一个物理前提：人类的劳动是稀缺的。无论是搬砖的力气，还是写代码的智力，都有生理极限，因此它有价格。
但是，AI 的出现，正在从物理层面上粉碎这个公式。
AI行业最强的促销专员黄仁勋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带着工程师特有的自豪宣布：“我们正在将计算的边际成本推向零。”他描绘了未来的“AI 工厂”，那里生产的不再是具体的零件，而是“智能”本身。
OpenAI 的 CEO 山姆·奥特曼此前也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万物摩尔定律”（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他预言，随着算力的指数级增长，智能的价格将每 18 个月减半，最终趋近于零。
但请停下来想一想，“智能的边际成本为零”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 GPT-6 或 Claude 7 能够以几分钱的电力成本，在几秒钟内完成一个资深律师、精算师、程序员或插画师一周的工作时，“劳动套利”的空间彻底消失了。
在一个理性的市场中，价格最终会跌向边际成本。如果生产成本趋近于零，商品价格也会趋近于零。
老板不再需要支付那“1块钱”的工资。
但同时也意味着，那个原本能赚取工资的人，彻底失去了他在经济链条中的议价权。
正如Claude.ai的CEO 达里奥·阿莫戴伊（Dario Amodei）在长文《慈爱的机器》中所承认的那样：“驱动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劳动力稀缺性’，将不复存在。”
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这是游戏规则的重写。我们正在从“雇佣劳动经济”转向“零边际成本经济”。而在后一种经济里，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不再是必需品，甚至成了累赘。
二、丰裕的悖论：无限的GDP与消失的消费者
这就引出了资本主义逻辑中那个最深层的 Bug。
马斯克是一个极致的生产力信徒。他的算法很简单：经济总产出（GDP）= 人均产出 × 人口。如果我们将“人口”替换为无限可复制的 Optimus 机器人，那么分母趋近于无限大，GDP 也将趋近于无限大。
这就是硅谷所说的“丰裕”。
但是，马斯克和所有的技术乐观派都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另一半。资本主义是一个闭环系统：
生产→就业→工资→消费→利润→再生产。
在这个闭环中，工资不仅仅是企业的成本，它更是整个系统维持消费的燃料。
亨利·福特哪怕是一个残酷的资本家，他也懂得一个道理：他必须给工人支付足够高的工资，工人才买得起他生产的 T 型车。
然而，AI 打破了这个循环。
正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经济学家Alex Imas 所警告的：“如果没有人买得起产品，即使是最高效的 AI 驱动型企业也无法成功。”
GPT不需要买房；
Gemini不需要去米其林餐厅吃饭；
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不需要买新款的耐克鞋。
当 AI 将“人”从生产端踢出去（为了降低成本）时，它同时也把“人”从消费端抹去了（消灭了购买力）。
这就是所谓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对每一个单独的公司来说，裁员、用 AI 替代人工是理性的、降本增效的明智之举；但当所有公司都这么做时，整个经济体的总需求就会坍塌。
我们可能面临这样一个荒诞的未来图景：
· 一边是高度自动化的“AI 工厂”没日没夜地运转，生产出堆积如山的、极其廉价的精美商品。这就是马斯克承诺的“丰裕”；
· 另一边，是大量失去了工资收入的人群，他们隔着屏幕望着这些几乎零成本的商品，却因为没有“钱”这个交换凭证而无法触及。这就是盖达特预警的“崩溃”。
资本主义极其擅长解决“生产”问题（如何制造更多），但它完全依赖“就业”来解决“分配”问题（谁能得到它）。当 AI 解决了生产，却消灭了就业，分配机制就彻底断裂了。
三、阶级的断层：从“被剥削”到“无关紧要”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变革将重塑我们的社会阶级结构。
在《纽约时报》组织的一场关于AI 就业的辩论中，经济学家安东·科里内克（Anton Korinek）提供了一组惊人的数据：
· 传统的零售巨头沃尔玛，每创造 10 亿美元的市值，需要雇佣约2200 名员工。
· 而 AI 巨头 OpenAI 或 Anthropic，每创造 10 亿美元的市值，仅需7 到 8 名员工。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差异，这是财富分配机制的根本性脱钩。
在过去，资本家虽然拿走了大头，但他们必须通过雇佣大量工人来扩大规模，因此财富会通过工资像毛细血管一样流向社会。即使是被剥削，工人依然拥有某种力量——罢工的力量、辞职的力量。因为正如科里内克所说：“人类工人曾是生产的瓶颈，正因为是瓶颈，我们才有了价值。”
但现在，瓶颈被拿掉了。
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的经济学家 Philip Trammell 和 Dwarkesh Patel 指出：“一旦 AI 让资本成为劳动力的真正替代品，几乎一切财富最终都将属于转型发生时最富有的资本所有者。”
我们正在从“贫富差距”滑向“物种差距”。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提出过一个残酷的概念：“无用阶级”（The Useless Class）。他认为，21 世纪最大的威胁不是你被剥削了，而是你变得“无关紧要”（Irrelevant）。
在一个由少数“超级个体”和无数“AI 代理”统治的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普通人可能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必需的消费者。
这种“丰裕时代”，对于掌握算法和算力的 1% 来说是天堂；对于剩下的 99% 来说，可能是被系统遗弃的荒原。
四、历史的幽灵：马克思的预言与凯恩斯的误判
这种关于未来的恐惧，其实并不新鲜。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旧纸堆，会发现一百多年前的思想家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刻。
有意思的是，对 AI 时代最精准的预言，可能来自卡尔·马克思。
1857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马克思在手稿中写下了一段被称为《机器片断》的文字。他以惊人的洞察力构想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机器体系发展到完全自动化时，劳动将不再是生产的主宰，而仅仅是“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今天 Google DeepMind 高管所说的“人类将成为智能的统筹者”？
马克思断言，一旦达到这个阶段，“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他的逻辑非常严密：资本主义衡量价值的尺子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一个东西需要花费人多久的时间）。如果机器让生产时间趋近于零，那么基于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系就会崩塌。
如果这把尺子断了，工资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基。
而在资本主义阵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0 年也曾乐观地预言。他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写道，技术进步将解决“经济问题”，人类每周只需工作 15 小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打发闲暇。
凯恩斯设想了一个“丰裕时代”，人们会因为需求满足而停止积累。但他算错了一点，那就是制度的惯性。
特拉梅尔在分析中指出，凯恩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增殖的本能。在现有的规则下，如果劳动力不再是瓶颈，资本的回报将无限增长，而劳动者的份额将趋近于零。
我们今天正处在马克思预言的应验时刻，却被困在凯恩斯预言的失落之中。我们在技术上已经迈入了“后稀缺时代”，但在分配制度上，我们仍死守着 19 世纪的雇佣劳动逻辑。我们试图用旧地图，去寻找新大陆。
五、“被压缩的21世纪”：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你会说：“别制造焦虑了，这一天还早着呢。”
真的早吗？
达里奥·阿莫戴伊最近提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概念——“被压缩的 21 世纪”（Compressed 21st Century）。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相关的文章，
阿莫戴伊就认为，强大的 AI 将在未来5 到 10 年内，完成人类本该花 100 年才能完成的科学和经济进步。
而谷歌AI的创始人、诺奖得主哈萨比斯也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语惊人，他认为，
如果这些行业领袖是对的，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个遥远的科幻话题，而是一场近在咫尺的海啸。
我们的社会制度，从五险一金的社保体系，到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再到依靠工资税维持运转的政府财政，全都是建立在“人必须工作”这块基石之上的。
如果这块基石在10 年内被抽走，大厦将会怎样？
如果不进行系统性的升级，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极度撕裂的社会：
技术上的神国：AI 解决了癌症，核聚变提供了无限能源，物质极大丰富。
社会上的废土：只有极少数拥有“生产资料”（算力、数据、机器人）的人享受神国的红利，而大多数人因为失去了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沦为依靠施舍度日的“数字难民”。
六、必须重写的社会契约：从 UBI 到 UBC
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好像充满了绝望。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正如山姆·奥特曼自己也承认：“如果我们在这一步搞砸了，结果会很糟；但如果我们做对了，人类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承认，旧的资本主义补丁已经堵不住 AI 捅破的天了。我们需要极具想象力的制度创新。
如果“就业”不再是分配财富的唯一合法途径，我们需要什么？
目前最常被提及的方案是UBI（全民基本收入），即政府给每个人发钱。但这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一种“止痛药”，甚至是一种“封口费”。它维持了生存，却剥夺了尊严和参与感，且极易受制于政治波动。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也更为合理的思路：从UBI 转向 UBC（Universal Basic Capital，全民基本资本）。
既然机器人夺走了工作，那么逻辑很简单，让人类拥有机器人。
与其给每个人发低保，不如让每个公民——甚至每个出生的婴儿——都自动获得这个自动化经济的一部分股权。
主权智能基金：类似于挪威的石油基金或阿拉斯加的永久基金。国家对 AI 企业征收“数据税”或“自动化税”，但这笔钱不进入财政黑洞，而是变成全社会的信托基金，持有 AI 基础设施的股份。
全民股东化：让所有人通过资本的分红（Capital Returns）而不是工资（Wages）来获得收入。
在那个未来，你不再是因为“有用”而获得报酬，而是因为你是这个“丰裕社会”的股东而获得分红。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畅想的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而把那些枯燥、重复、非人的劳动，彻底交给机器。
结语：这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哲学危机
莫·盖达特在采访的最后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不是 AI 的崛起，而是 AI 崛起于人类道德最沦丧的时代。”
AI 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技术的冷酷，而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僵化。
过去两百年，资本主义利用人性的贪婪和对稀缺的恐惧，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 AI 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工具正在失效。当生产力不再稀缺，稀缺的便是我们的想象力和制度的勇气。
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
一条路通向“技术封建主义”，那里有极少数的领主和无数的数字农奴；另一路通向真正的“人类解放”，那里机器负责生存，人类负责生活。
这不仅仅是关于 AI 的参数怎么调，更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契约怎么签。在这个“丰裕时代”的前夜，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追问：这到底是谁的丰裕？又由谁来买单？
而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想要掌握主动权和选择权，当前也必须把握这个时间窗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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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懂经的经叔，国内最早翻译介绍了纳瓦尔的《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务自由》，以及影响了纳瓦尔、中本聪、马斯克等大佬的《主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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