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正午，礼炮声撕开长空，毛泽东俯瞰广场，面对人潮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们或许不知道，几步之外的周恩来正屏息注视着人群，手里那张典礼程序单已被捏得起了褶。自此，“一谋一成”的组合正式走到聚光灯下。
说毛泽东善谋，并非溢美之词。解放战争后期，他独立判断，以辽沈战役为突破口，“先打锦州，再取东北”的电令掷地有声。林彪迟疑，他回电请示；毛泽东只回四字：“刻不容缓”。辽沈速决，津门大捷，华北解放的大门随即洞开。许多年后，有老部下感慨：“主席那一封电报，等于把全国的天平拨了一下子。”
不过，仅有高屋建瓴的战略远远不够，战场之外，同步要解决的是粮、钱、人。新政权初立，百废待兴，华北大旱，南方水涝，城市里工人三个月没发薪。周恩来坐镇北平行政院，不到半年连签上百道急件。军工、粮食、金融、销赃土匪、遣散旧军，每天一个山头。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常常凌晨两点才放下笔，四点又坐回案前，烟灰满桌，灯光亮到天亮。”这股子把“谋”变成“成”的劲儿，成了新中国开局时最可靠的纽带。
有意思的是，两人相互的信任并非天生。时间拨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红军血战湘江后元气大伤，博古与李德的教条化指挥遭到普遍质疑。会前夜，周恩来轻敲毛泽东的房门，开门见山：“部队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你出面吧，我来配合。”毛泽东沉吟片刻，“临阵换将，兵家大忌；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背水一战。”次日大会，周恩来率先发言，直指指挥失策。王稼祥、朱德随即相应，毛泽东重新进入核心。长征由此脱险。所谓“谋事在毛”，这一次的关键，却是周恩来“促成”了毛的谋划落地。
进入五十年代，政治排查风行，“出身论”不时闯入各行各业。一天，文化部请示要不要录用一位演员，原因是她父亲曾穿过国民党军装。周恩来放下手中文件：“如果连孩子的路都要堵死，那就把我这个总理也撤了吧。”话音很轻，杀伤极重——文件就此退回，女孩顺利入团。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笑着点头：“还是恩来办事周到。”在国家百废待举的当口，人才是最紧俏的战略资源，这一点，两人心照不宣。
外事场合更能看到“成事在周”的锋芒。五五年的万隆会议前夕，美苏隔空对峙，亚洲新独立国家左右观望。毛泽东定调“求同存异”，背后是周恩来昼夜构思的谈判蓝本。飞机降落印尼时，他只带了薄薄一个公文包，却在七天内说服了十多个代表团共同起草《万隆十项原则》。英国记者卡明斯背地里感叹：“那位中国总理，像老中医配了一剂汤药，让会场的高烧一下退了。”这一次，毛的谋略化为周的谈判艺术，国际舞台多了一张新中国的名片。
当然，也别把两人角色分割得过于绝对。六五年“三线建设”启动之初，毛泽东在长春会议上拍板提出“好人好马上前线”，但具体选址、预算、设备转移，全靠周恩来和李富春、薄一波跑遍大西南；反过来，周恩来筹建“两弹一星”工程，定下的技术路线，却是毛泽东当年与钱学森长谈后拍板认可的。谋与成，在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远非一句口号可以截然区分。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巨人对同志的失误也常以“留有余地”为原则。博古被免后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后来牺牲于空难；潘汉年因逆境入狱，终身未遭极刑；五十年代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毛泽东反复叮嘱“病要治，树要修，不可一棍子打死”。这份包容，离不开周恩来在中南海内外穿针引线，弥合裂痕。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医生们仍束手无策。周恩来驾鹤而去当天，毛泽东在卧室里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话：“从此后，没人和我商量了。”八个月后，这句话成为预言。两颗星相继熄灭，却为后来者铺下了稳固的轨道。
回到那句流传甚广的评语——“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它有几分道理，却不及真相丰厚。毛泽东的预见与定力，周恩来的执行与周旋，像钳子的两臂，缺一便失了发力的支点。新中国的奠基，是两位巨人以不同角度共同完成的浩大工程，这是历史留下的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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