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前十二个小时，西安咸阳机场依旧灯火通明。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空军第八航空队连夜调拨银元南运，银元总量准确到个位：一共十七万枚，折合重量约四点六吨。装箱、封存、装车，一切如流水线般机械。杨宝庆就在这台冷冰冰的机器里，悄悄做了一点“小手脚”——他临时把本该担任领航的同僚支开，自己改当机长，同时把姐夫留在跑道边打掩护。简单一句“你放心，家里交给我”，两人目光一碰，便算达成默契。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三个月前，平津战役刚结束，北平和平解放。连最迟钝的飞行员也察觉，谁才是真正顺乎民心的大势。杨宝庆同样看得明白，但他比绝大多数同僚多了一份焦灼——他的妻儿被迁往台湾，幼子身患重病，他本人却被强行留在大陆执行作战任务。多次请求探视皆石沉大海。失望、愤懑、无力感日益积累，再加上潜移默化的进步思想播种，他的选择似乎只剩一条：带机起义。
回顾杨宝庆的成长，并非一腔热血说走就走。1920年，他出生于河北曲阳一个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家人辗转河南，靠三叔接济完成初中学业。青年时代的他并非一帆风顺：考川军军官学校遭家人反对，徒步千里赴重庆；1943年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录取名单里，有了这个顽强北方小伙的名字。随后赴印度、赴美国训练，既学驾驶技术也开阔视野。正因亲眼见过日军空袭造成的废墟，他相信“飞机可救国”，对飞行有近乎执念的热爱。
然而日本投降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迅速显现。蒋介石重启内战，“保卫同胞”骤然变成“对准同胞”。杨宝庆心中那杆秤慢慢倾斜。忐忑间，他又接到妻儿被迁台的消息，反差之痛可想而知。1948年末，国民党高层干脆将大批飞行员家属“集中管理”，用亲情当作枷锁。此举在许多飞行员心中埋下一根刺，在杨宝庆这儿，更像是一把扳机。
深夜起飞后，杨宝庆放弃既定航线，机头调向北平。没有导航、没有地标，唯一的参照是机翼下方短暂出现又隐去的渤海水面。两小时后，天气突然恶化，仪表盘指针狂跳，油量却快速减少。显然再不迫降，只能坠海。最终机身重重落在唐山丰南区清河西岸的河滩上，巨响传出数公里，杨宝庆当场昏迷。
黎明时分，当地村民发现一架被撞得变形的飞机，赶忙通知途经的解放军侦察分队。战士们破门而入，眼前景象令所有人愣住：驾驶舱里，一个身穿国军皮夹克的年轻人靠在椅背上，脸色煞白；货舱内，木箱散落，银光闪闪，足有几吨。紧急送医抢救后，人还未清醒，机身编号、装载单据全部对上——银元并非流落野外的“战利品”，而是这位飞行员主动带来的“礼物”。
数日后，杨宝庆向北平军管会正式提出：愿交出全部财物，请求参加人民空军。经过详细审查，中央军委批准其申请。需要强调一点，人民空军当时刚刚组建，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屈指可数，杨宝庆的到来，恰逢其时。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第一件事并非申请官职，而是恳请有关方面协助将妻儿接回大陆。中共中央华东局，以及香港地下交通线联手行动，数月后，一家人在北平团聚。至此，杨宝庆才真正卸下心中重担。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上空晴空万里。阅兵式飞行编队按序依次掠过长安街上空。编号“02”座机的驾驶员正是杨宝庆，此刻的他身着崭新的人民空军制服。三年前，他还用同样的双手驾驶B-25轰炸机对日军目标投弹；三个月前，他带着4.6吨银元投向人民；此刻，他驾驶飞机飞越天安门广场，天空湛蓝，他的心境同样澄澈。
新中国成立后，杨宝庆被任命为空军某师飞行教官，负责培训苏式战机的首批学员。航空器更换型号，仪表、操作程序全线更新，在短短半年内，他带出了三十余名能独立执行高难度科目的学员。不得不说，他严谨、耐心的教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宝贵的骨干力量。1952年，空军系统评功授奖，他荣获个人一等功；1953年，被选派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空中补给航线规划，为前线提供周密保障。
1955年，因长期高空飞行耳膜受损，杨宝庆主动申请转业，被安排到四川民航管理局任副局长。那时的成渝航线尚在拓荒期，他带着多年实战经验，把飞行安全规程、技术培训和气象评估一条条落到纸面，再落到实际操作，最终让川西高原的航线准点率从不足四成提升到七成以上。业内同行提起这位出身军机、却又充满工程师思维的干部，无不竖起大拇指。
1984年离休时，杨宝庆享受正厅级待遇。单位为他举办简朴座谈会，请老同事回忆往事。面对掌声，他只说了一句：“那天夜里若是油箱多两百升，说不定就降落进北平机场了。”众人听罢大笑，氛围轻松，却没人忘记，这笑声背后是一个家国选择、一段跌宕人生。直到晚年，他仍收藏着那副已经锈迹斑斑的飞行护目镜——那是从西安偷飞那天开始，一直陪他到天安门受阅的护身符。
杨宝庆2005年病逝于成都，享年85岁。后辈整理遗物时，在笔记本扉页发现一行小字：“银元可以称重，赤诚难以衡量。”这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恰到好处地概括了他在1949年那个黑夜里做出的抉择，也见证了一位老飞行员毕生守护的准则：技术为国，信念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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