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场中央高层座谈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到一个名字——康泽。会场里不少人面面相觑，依稀记得这位大特务当年在襄樊战役中“战死沙场”，怎么又成了北京功德林的“战犯学员”？疑窦自此重新被撩拨开来。
光阴回转八年，时间定格在一九四八年仲夏。汉江两岸，绿荫如盖，暑气蒸腾。襄阳、樊城双城相依，本是荆襄古道上的商埠重镇，此刻却成了刘邓大军和白崇禧桂系之间的关键“咽喉”。拿下这里，整个江汉平原门户洞开，武汉将不攻自危；反之，若让蒋介石稳住态势，解放军由豫入川的通道立刻封死。
就在此时，蒋介石拍板：由中将康泽兼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坐镇襄樊。消息传到前线，连国军内部都有人嘀咕：康泽是戴笠死后蒋介石最倚重的“刀笔吏”，搞政治警察可以，真刀真枪带兵？白崇禧拂袖而去，心里骂声不断，桂系和中央系的旧账，他可是一笔一笔地记着。
康泽自知并非行伍出身。黄埔毕业后，他以出色的笔杆子和冷酷手段，被蒋介石一眼相中；复兴社、三青团、别动队，张牙舞爪的黑暗履历让无数进步青年闻“康”色变。如今挺进襄樊，康泽每日裹在皮靴与军服里踱步，只怕外面枪炮声一响，露了怯色。街口茶楼里有老人小声嘀咕：“这等人，见血多，流汗少。”
六月底，刘伯承同邓小平在大别山前指内研判敌势。地图铺满炕席，刘帅手里烟卷未点，只在案头轻轻一敲：“康泽不懂打仗，却最怕活捉。告诉王近山，盯死他——人活要见人。”旁边参谋插句玩笑：“要是真让炮弹糊他一脸灰，可就抓不着了。”刘伯承放下烟，“炮火难保万无一失，他若装死，也得翻出来。”
炮火首次覆盖的，是襄城西北的琵琶山和真武山阵地。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炸开缺口，如潮水般涌入。城外百姓提着热茶和空篮子在墙根探头探脑，“解放军进城吃碗面！”这种场景让刚败回襄阳的川军一六四旅旅长刘振武面面相觑。向康泽一禀报，康泽气得摔杯：“既然他们倒向共军，烧了！”黄磷弹呼啸着落下，樊城数条街巷变作火海。
毒烟尚未散尽，王近山已把主攻方向秘而不宣——南城还是西城？康泽心中没底，偏信自己“兵法”，把主力堆在南门。郭勋祺提醒：“西门才是真要命。”康泽狐疑，摇头否掉。于是七月十五日晚，六纵号角齐鸣，西门上空火伞高张。城墙被山炮轰成齑粉，冲击梯队如豺狼般涌入。
短兵相接一夜。拂晓时，襄阳城已是布满赤旗，只剩杨家祠堂一隅仍在硬撑。那是康泽的指挥部，暗道相连，四角碉堡环伺。他缩在坑道里，用血污往脸上一抹，蜷进尸堆。郭勋祺接过指挥权，却无计可施，只能不停摇电话向南京哭诉。听筒那端，蒋介石让他“固守待援”。援军？被我中原打援部队拖得动弹不得。
傍晚，迫击炮平射打烂了碉堡口，十二旅和六纵的突击队交叉而入。追捉康泽的命令反复传达——活要见人。乱战中，白白胖胖的郭勋祺先被擒，战士们当他就是大鱼，争着报功，差点闹起内讧。刘金轩喝止：“兄弟部队，别红了眼。”一筛查，虚惊一场，康泽不见影子，全城再搜。
“可能被你们炮弹炸得粉身碎骨了。”俘虏嘴硬。刘伯承却笃定，“坑道里去找，装死这套，他玩得转。”果真，七月十六日晚，副官傅启戎指路，士兵在黑洞里摸到一具“死尸”。有人撸开血迹，心脏还在狂跳。拖出来一看，果然是那张僵硬、灰败、却依稀熟悉的面孔——康泽。
“小心，他可精着呢。”一名战士吼完，狠狠一脚。康泽气若游丝，嘶哑地挤出一句：“我投降，别打。”枪口亮起冷光，他乖乖爬起，被押到前指。刘伯承面对昔日声名狼藉的“康队长”，眉峰沉着：“黄磷弹，烧百姓，算几条人命，你心里有数吧？”康泽连连点头，语不成句。刘帅补上一句：“我军政策，不杀俘。赎罪，从实招来。”
南京方面原本办起追悼会，宣传部吹起“康将军殉国”的调子。新华社随后播出《康泽就擒记》，配发照片：康泽蜷缩在担架上，衣衫褴褛，标题直白——“假死难逃天网”。金圆券政权颜面扫地，蒋介石恼羞成怒，只能悄悄噤声。
战后，康泽被押往华北军区保卫处，再转北京功德林。那儿铁窗高墙，却管饭管药。康泽习惯了审讯别人，此刻开始被人审讯，也得拿起笔写《坦白书》。他写得极勤，三千多份文字材料叠成高墙。有人回忆，毛泽东曾挑灯夜读康泽的供述，只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全部结构。
“蒋委员长讲我在大陆受尽酷刑，连牙都掉光了。”六十年代初，康泽写信给旧友，顺带嘲笑了蒋介石一番：“若真那么惨，怎会让我在北京呼吸新鲜空气？”一九六一年，他被批准监外就医；一九六三年，获第四批战犯特赦；此后在全国政协文史馆翻阅旧档案，写回忆录，偶尔教年轻人识读档案，算是将余生倾注纸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心脏骤停，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三岁。七年前，他还向北京卫戍区的士兵讲述自己被活捉那一刻的屈辱；临终前，却留下“幸蒙宽典，不敢忘”八字。襄樊街巷的火光，坑道里的血污，至此随他一同尘封。刘伯承那句“活要见人”的坚持，让历史保存了一个活标本，也让后世得以窥见旧政权特务机器的运作内幕与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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