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陈剑: 致敬50后,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坚力量|50后|世纪|时代|知青|陈剑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生委、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科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现代化研究学者，《中国公民读本》一书主编。

原题

向为改革开放做出历史性贡献

的50年代出生的人群致敬！

50后点评

作者：陈剑

今天是公元2026年2月4号，上个世纪50年代（1950～1959年）出生人群（以下简称“50后”），最小也已67岁，最大达76岁‌，都进入高龄化阶段‌。

50后目前存活人数

1950年至1959年，中国出生人口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期间经历了战后婴儿潮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具体年度出生人口如下：

‌1950年‌：1419万人

‌1951年‌：1349万人

‌1952年‌：1622万人

‌1953年‌：1637万人

1954年‌：2232万人

1955年‌：1965万人

‌1956年‌：1961万人

‌1957年‌：2138万人

‌1958年‌：1889万人

‌1959年‌：1635万人

十年间出生人口约‌1.7847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规模生育高峰期。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1950–1959年出生仍健在的人口‌是‌1.47亿。截至2026年1月，50后预计仍有约1.25亿存活。‌其中约0.7亿，即一半以上生活在中国农村。

这是在共和国初创时期出生且在艰难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具特殊性的一代。他们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特别是普遍参与了文革，以后经历了上山下乡，走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目前成为中国进入老龄化主体。

这一代人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在红色叙事中降生，在社会动荡中成人，在市场浪潮中老去。他们成长在共和国艰难探索时代，直接参与改革开放，并为中国翻天覆地历史性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群体特征，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理解他们，就能理解当代中国。

红色底盘

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战争的烽火硝烟已渐入尾声，虽然也有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但毕竟是在境外，国家整体进入了和平年代。并且，从那个时期至今，70多年过去了，50后一直生活在和平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鲜有的长时期的和平年代。

50后的童年被高度纯净的理想主义所包裹。他们在“中国少年先锋队”乐声中茁壮成长，“在我们汤起双桨”感受到和平生活的美好。他们出生时，共和国如初升的太阳，在红色阳光照耀下，从幼儿园儿歌到课本上的文字，满载着对英雄的崇拜和集体主义教育。从出生即被纳入“红太阳”叙事体系，这种“红色底盘”的意识形态教育，奠定了他们性格中强烈的宏大叙事情结——即便晚年在菜市场买菜，也可能在谈论地缘政治和央视报道的政治局会议。

这是一个“非红即黑”的时代，也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他们的思维模式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影响，习惯于寻找“敌人”和“盟友”。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在他们晚年互联网发声中依然清晰可见。很多人基本是非辨析能力至今仍然模糊，更缺乏质疑的品德。革命理想主义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深刻塑造其价值判断。

学校教育强调“学工学农”，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绑定，培养出“为集体牺牲小我”的行为准则。

理想主义教育取代系统学科教育，一些基础学科长期停滞。例如学习英语，初中至高中仅重复学习26个字母。

童年被灌输“超英赶美”，要解放全球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是50后基本信念，成年后却面临物质匮乏、下岗危机以及面向全球开放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景象，这种巨大落差形成50后坚韧与隐忍并存的性格。

历经坎坷

50年后群体，他们成长与共和国同频震荡。共和国曾经经受的苦难，50后几乎一个也没有拉下。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历了大跃进，绝大部分经历了三年（1959至1961年）大饥荒，一些50年代出生的人，很大比重夭折在大饥荒年代。也正因为此，如果以十年作为一个群体，50后群体一定是共和国出生时预期寿命最低的群体（即在出生当年的条件下预计能活到的年龄）：‌1950年‌出生的预期寿命约38岁；‌1959年‌则提升到约55.5岁。

由于普遍经历了物质匮乏的童年或少年时代，即使达官贵人后代也难能幸免，这种背景赋予了50后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对物质的勤俭习惯。

1966年5月开始的那场著名浩劫，50年后群体意气风发，作为红卫兵和红小兵，参与了运动全过程。特别是运动初期的大串联，打砸抢，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50后群体，特别是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群，更是运动的主力。这是一场大浩劫，今年已经50年了，作为当年的参与者，很少看到50后群体也有类似陈小鲁、宋彬彬那样的反思。

共和国曲折发展无疑给50后群体带来重要影响。笔者把他们看作是被中断的一代。三年大饥荒，由于饥饿一些50后群体就此夭折，生命因此中断；文革让他们失去了最黄金的学习机会，在应当受教育年份，教育中断；在应当接受现代文明，包括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理念时，接受的却是造反有理，不守契约的流氓文化，文明就此中断；在步入中年、最需要稳定时，又遭遇了国企改制，很多人岗位就此中断；改革开放后，大量50后农民进城打工，他们放弃了擅长的农业，原有的生活方式，职业经历就此中断（当然，这一中断不是坏事）。

教育中断对50后群体影响极大。由于教育中断，城市也不能提供工作岗位，50后由此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力。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以此为起点，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直至80年代初期（严格说，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标志着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结束，前后十二年。

据统计，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共有1700万人。其中，除了出生于40年代中后期老三届知青外，还有少量的6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群，整个城镇50年代出生人群，则是知青运动的主力，占了全部知青的80%以上。他们或去了建设兵团，或去了插队知青点。

与此同时，还有几千万回乡知青，50后同样是主力。他们在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经历了艰苦的磨炼，也塑造了他们成熟、顽强的性格。

对一些50后群体来说，这种经历或许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影响他们一生。但对大多数50后知青，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堪回首的解读。

改革中坚

始自1978年12月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史最激动人心时刻。50后是受惠者，更是直接参与者和建设力量。他们不仅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亲历者，更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见证了历史，用行动塑造了今日中国。

一. 通过学习实现知识突围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50后正处于2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许多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做工的50后，或者通过“拼命一搏”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或者通过电大夜大函授等多种形式，提升自身知识水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通过多种途径学业有成的50后陆续走向社会，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中坚力量，为中国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贡献。

二. “下海”创业的弄潮儿

90年代初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50后放弃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弃政从商。他们利用积累的经验和对政策的敏锐直觉，在对外贸易、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开疆拓土，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力量，为中国第一个连续五年两位数增长做出了贡献。

三. 支撑中国制造的“第一代民工”

农村改革后，大量农村50后进城务工。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至本世前十年，第一批进城务工农民工中，50后占了很大比重。他们参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发展贡献了最坚实的体力与汗水。他们是中国人口红利最重要体现，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要推动力。遗憾的是，整个社会，对他们亏欠甚多。他们老了，很多人又返回乡村。目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基础养老金每年不足200元。

四. 农村基层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在农村和乡镇，50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早践行者。当时正值壮年的50后农民，通过率先在承包合同上签字，打破了大锅饭，极大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五. 承受国企改革的转型阵痛

9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企改革和产业转型，处于职业中期的50后群体经历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许多人在40多岁时重新寻找出路，从摆摊创业到转岗服务业，他们以极大的耐受力完成了社会转型中的“自我牺牲”，确保了社会改革的平稳过渡。这一轮国企改革政策无疑也有检讨之处，下岗买断对50后及诸多下岗工人同样有亏欠。

50后是改革开放的践行者。他们用前半生的汗水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起飞，用后半生的适应性，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转型，是名副其实的“改革中坚”。

家庭支柱

“50后”们在事业上敢于拼搏，在家庭生活中含辛茹苦，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他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婚姻基础更多建立在“条件匹配”而非情感波动上。这种模式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浪漫基础，却在客观上减少了因激情消退而导致的离婚风险。以十年为限，50后也是共和国离婚率最低的群体。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下，他们为长辈和晚辈的辛勤付出，所换来的是家庭的和睦、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微小分子——家庭最重要的支柱。

50后中绝大多数（90%以上）属于低收入人群。虽然现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观，或许曾经经历的贫穷和拮据，他们更懂得财富的价值，他们养成了保守的消费习惯，卖力气挣钱，却惜于花费，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要提振他们的消费，有点困难。他们消费水平低，既是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更是当下收入水平低的折射。

群体缺陷

50后群体自然也有缺陷。而这种缺陷，则与他们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由于教育中断，如果以十年划线，在共和国77年历史中，50年代出生的群体是接受教育最少的一代人。绝大多数只接受了中学教育，相当多的人群，特别是农村50后，大多数只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

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的大学教育停办，一直到1970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直至1976年，前后七届，共9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70万），属于50后。

1978年恢复高考，50后扮演主要角色。新三届（1977～1979）95万大学生中，扣除出生在40年代后期的老三届，和60代初期出生的高中直接入学同学外，估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新三届属于50后。大体70万左右。工农兵学员和新三届中的大学生（加上一些在80年代初期仍然报考大学被录取的50后）总数约150万左右，不足同年龄1%。

教育中断，50后群体自然有一些群体缺陷，并呈现出以下特征呢：

A. 三缺少

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大一统意识和专制主义成为主导。虽然共和已经建立了百年，但并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由于成长阶段缺乏现代文明熏陶，50后中大部分人普遍缺少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和文明礼仪。随着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群体所具有上述特征更加显著。

以文明礼仪为例，在50后群体成长过程中，文明礼仪被看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扫进历史垃圾堆。而暴力和野蛮，则作为革命标签，成为那个时代骄傲和流行的内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由于缺少基本的文明礼仪教育，50后群体的这一特征，已成为他们一生烙印，直至他们成为老人，乃至漂洋过海，在一些公众场合，依然清晰呈现。

缺少法治意识导致的结果是，对法治缺少基本敬畏，随意解读法治中国，法可以在上，也可以在中，更多只能在下，让法律适应自己发展，使法律成为成为自身奴仆。

缺少民主意识的结果，就是领导意志，一言堂。民主很麻烦，民主程序效率低，还有很多不同意见，不如一言九鼎能够办大事体制效率高。

B. 权力崇拜

由于缺少现代文明熏陶，与共和国其它年份群体相比， 50后或许是对权力渴望最甚的群体。

50后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中黑厚学，权谋术和“官本位”文化影响，将权力视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可的载体。正因为此，50后群体对权力近乎有一种崇拜感，官位大小，几乎成为评价人的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当官”“掌权”被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这种价值观深植于传统文化中，尤其在50后成长的环境中，权力与尊严、家庭荣耀紧密挂钩，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将权力作为人生目标之一。‌

对权力渴望，也源于他们成长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这一代人大多经历了物质匮乏、社会动荡的青年时期，成年后又赶上改革开放的巨变，权力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地位的象征，更是获取资源、保障安全、实现阶层跃迁的关键通道。

正是对权力的崇拜，形成了对权力依赖。掌握了权力，到点退出，就成了十分痛苦的过程。很多到点退休的50后官员，很长时期不适应退休后的生活，不知道退休了就是一个草民这样一个简单朴素道理。行为习惯依然是长官作派，自然难以适应退休生活。

当然，并非所有50后都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个体差异始终存在。但整体而言，时代塑造了他们对“掌控感”的深层需求，而权力，成了最直接的抓手。

C.集体主义意识

如果说“大一统”是宏观的政治文化结构，那么‌集体主义‌则是微观层面的社会心理取向——即个体将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形成了“为集体牺牲小我”的行为准则。很多50后不了解的是，很多集体主义背后是个人的私利、私欲，私心、私事。这种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发展大势并不兼容。而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使每个公民个体权益得到尊重和实现，正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充满活力源泉。无视个体权益存在或个体权益被忽视的集体主义，人民利益，集体利益只能是空中楼阁。

50后基本完成从“劳动者”到“退休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这不包括仍然身居高位的领导，他们仍然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夙夜在公，不懈努力。但对99.99%以上50后来说，如何享受健康愉快的晚年，已经成为他们目前努力奋斗的目标。

202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7.89%，但50后，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群体仍然居住在农村。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住在城市的常住人口中，一个很大比重是超过2亿多的农村户籍人口，他们来到城镇，却把老人留在了农村，这些老人成为中国现代化之痛——三留人口（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地区的50后普遍享有更好的医疗保障和退休金制度，而农村50后，包括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代农民工，目前仍依赖子女赡养和只有不足200元的基础养老金，其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存在显著差距。居住在农村50后，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直接拷问中国社会公平正义是否缺失、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是否健全完善的核心内容；更是未来十多年中国养老服务、医保、农村养老设施能否持续改善所关注的核心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