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初八的拂晓，衢江上弥漫着硝烟与雾气，河堤边能听见零星枪声。那天，陈根土提着渔网蹲在船头，看着江面一寸寸被晨光染亮。他本想趁着潮水退去出船补网，没想到，这趟航行竟成了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开始。
提起陈根土，沿江的老船户都点头。他出生在1910年春，十几岁就跟父亲讨水吃饭，靠一叶扁舟养家糊口。要说这人最大的本事，不在网鱼，而在认水势。哪里的暗礁、哪里回流，他闭着眼都能说得清。也正是这份本事，让他在抗战烽火中留下了无法被抹去的足迹。
三十年代末，日军从上海登陆后一路南犯，浙江成了他们必须啃下的骨头。衢州机场因为能供美机中转，被日军视为要塞，炸、抢、烧样样都来。1939年夏天，日军在城南投下带菌炸弹，鼠疫四散。短短半个月，陈根土的父母染病身亡，连草席都来不及找，只能在江边浅埋。那口无名土丘，从此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
痛归痛，日子总得过。他和媳妇桂花挤在小破屋，白天撒网，夜里听炮火。打鱼人混在村民里头，看似与世无争，却把每一次上岸的机会都用来探听消息。有时能偷看到八路军的游击队转移伤员，他就偷偷撑船靠过去。没人邀请，他也要帮。漆黑的夜里，他一句话常挂嘴边：“能救一个是一个。”
事件的转折点出现在那年四月下旬。日军沿江地毯式搜剿，残部八路被围困在北岸竹林。陈根土听见“同志，借条船”的呼喊，心头猛跳。那一夜，他往返八回。清瘦的身子硬是在弹雨里撑船，把一百多名伤兵送到南岸的崖洞。最后一趟，他肩膀中弹，热血顺着木桨滴进江里，夜风一吹，刀割般生疼。他没吭声，只在心里记下一句：“账，总要算。”
伤还没好，新的危机就握着钢枪闯进来。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十六名日本兵挟着两挺轻机枪，命令他“立刻渡江”。领头的少尉年纪不大，肩上斜背一把指挥刀，一眼就把陈根土吓得不轻——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佝偻着身子连连点头，还把仅有的半斗鱼拎出来赔笑：“给您尝尝鲜。”
船离岸不足一里，浪头打得船底咣咣直响。日本兵嫌船慢，枪栓“咔哒”一拉，示意加快速度。陈根土额头细汗渗出，却把木桨慢慢扬起。忽然，他低沉地哼起了《叹五更》，那是衢江老渔人收网时的号子：“月落潮生风更急，网起鱼沉泪满襟——”歌词哀怨，曲调却昂扬。日兵听不懂，只当他在找胆量，七嘴八舌地起哄。
谁料，船一转向，已到了“鬼见愁”——那是一段暗礁密布、水流急促的险滩。懂水的船户都绕行，可陈根土偏偏把船头硬生生扎进去。浪头翻涌，船板嘎吱作响。日军察觉不对，枪口齐刷刷抵在他后背。就在此刻，他猛地扔掉木桨，双手撑舷，回头低吼一声：“讨债的时候到了！”说完，扑通跳入水里。
接下来一切只在眨眼间。失去掌控的船身被急流旋得原地打转，底舱被礁石刮出口子，江水顺势灌入。十六名日军推搡怒吼，可狭窄空间让他们连转身都困难。不到两分钟，船舷断裂，整艘船向一侧倾覆。枪支、军靴、尖叫声，全被漩涡卷走。江心翻起一串巨浪，随后归于黯黯。
半里外的洲滩上，陈根土抱着一截船板，被冲上淤泥。他浑身是血，气若游丝，却仍然侧耳倾听水声，直到再无叫喊，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妻子赶来扶他，他摆手：“我命硬，死不了。”
有人说他太拼，也有人夸他是条硬汉。可他只在院口木桩上刻了四个字——“还了一命”。那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在鼠疫里倒下的父母，更写给掩护部队时奋勇牺牲的八名战士。
日军很快发现人没上岸，顺藤摸瓜四下搜捕。陈根土夫妇连夜弃家北逃，沿途靠打鱼换饼充饥。天一黑就躲进破庙，天一亮再顺流漂十几里。有人问他：“图什么？”他抬头瞧瞧天空，只丢下一句：“不做那‘苟且偷安’的人。”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顺着驿道传来时，陈根土已颠沛三年。那天，游击队在深山召开庆功会，旧伤未愈的他被请到篝火旁。年轻战士敬他一杯高粱酒：“陈大哥，多亏你那一船！”他咧嘴笑，臂弯却不自觉捂着当年枪伤，血脉似在翻涌。
和平归来，他拒绝了组织安排的抚恤，只挑了条旧船回到衢江口。江面依旧潮起潮落，岸边却换了新旗。人们见他落水拉网，便抢着帮忙。每当有人问起那次沉船的细节，他只是搓搓手：“唱歌？那是试试水深，不唱，怎么知道哪儿暗礁多？”
直到一九七二年冬，陈根土病逝。邻里为他打了口薄棺。入殓时，村支书掀开草席，发现他怀里抱着条裂成两截的旧木桨。有人想换根新的，老支书摆手：“别动，那是根土的命根子。”
衢江畔的风一如当年急促，夹着潮水味，也夹着百姓对那段岁月的纪念。如今江面已新建大桥，来往车流如织，可在老渔家的口口相传里，仍会突然响起那句粗哑的渔歌：“月落潮生风更急，网起鱼沉泪满襟——”歌声不为抚慰，而是提醒——曾经有人在江心唱着它，以命抵债，将十六条侵略者的生命埋进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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