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初夏的台北中山北路，夜色刚落，警笛划破闷热的空气。几名衣着考究的青年被带进警局，其中领头的少年鼻梁高挺、神情倨傲。没有人想到，这场寻常的酒后斗殴会把蒋家第三代推到聚光灯下。
警员例行登记，问及监护人姓名。少年抬眼环顾审讯室，伸手指向墙上那张熟悉的黑白照片。画面里的男子身着戎装、目光凌厉——正是蒋介石。“他是我阿公。”少年吐出这句话，语气像在陈述天气。警员呆住，随即小跑去核实。数通电话后，值班所长脸色已变，连忙递烟奉茶。少年名叫蒋孝文，蒋经国长子，蒋介石的长孙。
要弄清这幕闹剧的来龙去脉，得先翻开蒋家家谱。蒋介石原配毛福梅只给他留下一个独子——蒋经国。长子天然是接班人，老蒋对经国寄望甚殷，但两人早年的父子情分并不温润。经国在苏联的那些艰难岁月，既磨炼了性格，也埋下了内心的不甘。
三十年代，经国在莫斯科迎娶白俄姑娘法佳，也就是后来取名蒋方良的女子。一九三五年，长子蒋孝文出生于莫斯科简陋的公寓。动荡年代里，这个婴儿承载着蒋家血脉的新篇。两年后，全家辗转回到南京，老蒋第一次抱起孙子，慈爱与补偿一并倾注，自此“一人得宠，鸡犬升天”。
溺爱像温水。蒋孝文在南京、重庆、上海都读过书，却从未真正吃过苦。家人要他习武，他嫌累；老师要他背书，他嫌烦。每当父亲怒目相向，总有祖父一句“孩子还小”将训斥化解。外界对这位“蒋家王孙”更是礼让三分，久而久之，他把特权视作空气。
一九四九年，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局势虽紧，蒋孝文的生活标准却半点未降。军政要员为了向“太子党”示好，宴席、香车、夜总会悉数奉上。十七岁的他更钟情于赛车场和舞厅，课本被甩在角落，速度与酒精才是青春。
台北警界私下把某些公子哥称作“旋转门客”——进去兜一圈，很快就出来。蒋孝文正是常客。斗殴、飙车、闹事，几乎月月不落。那次指着墙上照片的场景，只是他众多花絮中的一幕。警员们不敢留下半点污点记录，生怕哪天长官来问责。
这种纵容，最终逼得蒋经国将长子送往美国。“换个环境，兴许能收心。”临行前的家宴上，经国只说了八个字：“好自为之，莫负家声。”蒋孝文点头，却在飞机落地旧金山后把嘱托抛诸脑后。夜店、豪车、赌博，一轮紧接一轮。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地警署档案，又靠台北的“专电”才得以脱身。
比奢靡更可怕的是身体溃败。三十出头，蒋孝文已因暴饮暴食染上糖尿病。一次忘记注射胰岛素，昏厥在旅馆的廉价房间，被紧急送医后虽捡回一命，却留下脑损伤。此后，他的智力停在少年阶段，偶尔还能听见他对着照片低声嘟囔：“爷爷，我没错吧？”
外界把希望再次压在蒋孝武、蒋孝勇身上。然而，同样的环境、相似的教育方式，让两人也没能逃脱放纵与依赖的泥沼。名车珍表、豪赌夜宴，他们交替出入聚光灯，却鲜有担当时代重任的魄力。蒋经国对幕僚摇头：“我这里，没有接班人。”
更让人唏嘘的是健康的报应。蒋孝文五十一岁病逝；蒋孝武折于心脏病；蒋孝勇更早离世。短短十余年，蒋家“三公子”先后凋零，曾经炽烈的权势家族突然间人丁寥落，令岛内外舆论侧目。
同族中并非无人奋发。蒋孝严投身政坛，章孝慈耕耘学术，这两位“旁支”在有限资源下拼出自立的轨迹，却也难以改变蒋氏显赫逐渐消散的总趋势。有人感慨，这大概就是老辈常挂在嘴边的“富不过三代”。
检视蒋家的兴衰，不难发现规律。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在风雨里磨砺，第三代若无约束，则易沉于安逸。特权像一把双刃剑，庇护亦是枷锁。蒋孝文指着墙上照片的瞬间，其实也把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指向了另一幅图景——那是靠祖荫撑起、却也被祖荫压垮的命运。
往事如尘，但时代的镜子总是清晰。家风、教养与权力的关系，刻在蒋家三代的轨迹中，留给后人足够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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