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西郊玉泉山瀑布声远。授衔典礼前夜，许多将帅灯火下清点勋表，唯有周士第把证章盒轻轻合上，回忆像潮水般涌来。那一刻，谁也想不到，面前这位只佩戴上将军衔的黄埔一期生，曾是南昌城头一声炮响后的主力师长，而当年在他麾下拎枪冲锋的陈赓还只是营长，粟裕甚至只是个警卫班长。
南昌起义的炮火，距今已近三十年。那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城里枪声大作，担任第二十五师师长的周士第正站在宽大的街口调度火力，掌心一面作战地图被零星弹片撕开了角。他身边的人，既有副官陈赓，也有负责警戒的粟裕。对外人来说，这不过是黄埔一期老生带着一群“后进生”厮杀的普通一幕；对参战者而言，却是人生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淬火。
南昌枪声渐熄，起义部队挥师南下。可是途中，周士第倒在痢疾与高烧中。就在大家挂念他的安危时，党中央批准护送这位能征惯战的师长出国疗养。几个月后，枪声散去，白色恐怖蔓延。周士第辗转香港、新加坡，再回上海，组织线却已被敌特切断。自此，他与党组织一别五载。
“等我好了，定会回来报到。”据说临行前他对陈赓只说了这么一句，眨眼竟成生死未卜的漫长波折。两年海外治疗，回国后他孤身寻路，一时竟投身邓演达组织的黄埔同学会，图以“曲线救国”。遗憾的是，这座临时的避风港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周士第被捕入狱，与邓演达同列囚徒。黑暗潮湿的牢房里，他认定自己无愧革命，只等再踏征途。
命运几经翻覆。宋庆龄出面斡旋，他得以获释，却再度遭逢福建事变失利，被关押第二回。夜色中，他凭一把锋利匕首撬开窗栅，跳墙而出，冒险直奔瑞金。那一年是一九三三年冬，外头冰风割面，他的心却燃得滚烫。五年的漂泊终于画上句号，他重新得见红星闪闪。
时移世易。五年前的老部下已今非昔比：陈赓是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粟裕成了红五军团参谋长。组织谨慎，让周士第先到红军大学教军事。有人嘀咕：“两次被捕两次脱身，这人靠得住吗？”可战场是最好的证明。长征路上，大渡河激流滚滚时，他与林彪的前卫师对接，仅用一夜修起浮桥，让全军顺利过江。信任，一点点挣回。
到达陕北后，中央决定把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的担子交给他，与贺龙并肩协同。西安事变结束后，八路军番号一锤定音，他赴晋西北辅佐贺老总，出奇兵、打运动战，雁门关外啃下日军精锐。根据地扩张至五台、兴县，游击区星罗棋布。有人记得他在作战会议上拍桌而起：“山西是块铁，咱们就当那一把锤！”
抗战八年，晋察冀与晋西北两块根据地像两道钉子钉住华北敌后，周士第的部署功不可没。进入解放战争，他南下大军，驰援华中，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的粟裕见到曾经的师长，紧紧相拥，只递上一句玩笑：“老首长，咱们又并肩了！”言谈间，往昔师长与班长的辈分早已被民族大义、同袍情深冲淡。
辽沈战役打响前夕，徐向前在河南前线病重，中央点将：周士第赴任东北野战军前敌指挥。运筹决胜，他协同林彪、罗荣桓稳固锦州外围；关键时刻，指挥大孤山防线血战三昼夜，为主攻部队赢得时间。锦州告捷，他却婉拒请功，转身奔赴平津。
抗美援朝序幕拉开时，上甘岭的血火已开始点燃。周士第奉命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主要负责国内兵站和后方勤务。那几年，他的名字常常在兵站簿记中出现，却鲜为人知。“要让前线断粮，我可一辈子睡不安生。”这一句再朴素不过的抱怨，却撑起了百万大军的血肉供给线。
历数战功、资历、黄埔一期出身、南昌起义师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〇师参谋长、志愿军副司令，放在任何评价体系里，都够得上“元帅起点”。然而，授衔时的那枚红底三星仍停留在传说中。原因不必讳言：长达五年的失联，加上两次被捕而得以生还的“复杂经历”，令评衔委员会谨慎扣分。标准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历史有自己的算术。
这并未影响周士第此后对事业的赤诚。授衔当天，他随意把上将军衔别在胸口，先去看望年事已高的老战友，然后坐到后排。有人说他心里或许有点失落，他却摆摆手：“早些年我掉队，是我自己的过。”朝晖照在肩章上，那身橄榄绿显得愈发深沉。
值得一提的是，他晚年常对年轻军官谈起“组织观念”四个字。“走丢过，才知道队伍有多重要。”这是他留下的又一句口头禅。1979年四月，周士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悼词没有豪言，他一生的勋表早已说明一切：走得早，却因风浪耽搁；归得晚，依旧锋芒不减。那些被历史拉长的阴影，终究挡不住一个军人心中那面鲜红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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