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夜，万隆会议前夕，机舱里灯光昏黄。周恩来合上文件，对身旁工作人员淡淡地说：“明早见分晓。”他此行的行李极简，却带着一份沉甸甸的任务——为台湾问题争得喘息空间。
飞机落地第二天，会议席间几度波诡云谲。部分与会国代表受西方怂恿，不断在台湾归属上做文章。周恩来却以“求同存异”八字诀拆招，提出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却愿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缓和台海局势。会后，中国外交的天空豁然开朗，十多国相继与北京建交，“封锁论”应声崩塌。
拂去会场的余温，台湾仍是横亘在新中国面前最棘手的难题。早在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前，粟裕已被任命为渡海作战总指挥，登陆作战方案拟定完毕。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半岛烽火骤起，第七舰队闯入台湾海峡，大陆不得不搁置攻台计划。枪声仍在鸭绿江畔回响，台海却被迫进入漫长对峙。
停战后，北京判断形势已变。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武打不行，就要文打，但底线不能丢。”自此，武力准备不撤，和平努力加码。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挂帅。任务清楚：在国际上堵住美国的嘴，在海峡里撬动蒋介石的心。
一九五六年初，周恩来展开东南亚七国之行。仰光、大吉岭、科伦坡……一次次握手，一场场演讲，主题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事，请世界勿插手。印度加尔各答的记者会尤其醒目。那天大厅里坐满国际媒体，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西方记者忽然发难：“如果蒋介石带着台湾回归，北京会给他什么位置？部长？”现场空气瞬间凝固。
周恩来抬眼，语速不快：“部长太低。”短短四字，像投石入湖，记者席一片骚动。话未完，他续道：“中央政府可以为蒋先生安排适当职务，他年事已高，可在北京颐养，也可继续居台。”这番话既是即席机锋，又是递向台北的橄榄枝。
事实上，早在当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已对外宣布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进一步公布“国共第三次合作”设想：一、国民党人员既往不咎，立功者有奖；二、台湾高度自治，蒋介石可驻台，保留相当兵力；三、中央设位，蒋介石来京可担任国家领导职；四、台湾仍行“三民主义”；五、两岸开放航运、邮电、贸易，共振经济。这一连串表述在国际媒体掀起波澜，外电惊呼“前所未有的让步”，却更显出大陆对国家统一的决心。
周恩来并不幻想空中楼阁，他清楚，蒋介石惯于多疑。为了消除顾虑，北京悄悄发动民间纽带。浙江同乡、旧友旧部、学界览才，皆被请来茶叙。周恩来低声告知：“告诉那边，我们可以等，也可以谈，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不少国民党旧将暗自动摇，书信、照片穿越海峡，温故故乡情。
一九五七年，蒋介石指派宋宜山赴京探虚实。宋宜山挂名探亲，实为眼线。抵达后，他先被请去功德林探望弟弟宋希濂，见其生活安稳，心中暗自嘀咕。随后，周恩来亲自接见，以极为坦诚的口吻阐释和平统一蓝图。宋宜山回台后撰写万言报告，字字恳切。遗憾的是，蒋介石对报告半信半疑，合作之门再度阖上。
时间推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台北士林官邸上空阴云压城，蒋介石走完了八十九年的人生。同年，海峡对岸的周恩来病榻不起。临行前，他嘱咐身边人移交全部对台工作文件，“早晚要靠它们”。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榻旁的挂钟停在凌晨四时，三十载斡旋未竟，老人悄然长逝。
周恩来的骨灰盒最终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无声地诉说那份未完成的心愿。若翻检历史档案，看得到他留下一页页批示、一次次电报、无数通宵的谈判记录。有人问，当年那句“部长太低了”是权宜还是谋远？答案或许在于他反复强调的八个字——“求同存异，和平统一”。在冷战迷雾与炮火硝烟中，这位总理固守原则，却又愿意给对手留出体面；既能在国际舞台寸土必争，也肯在家国统一上倾尽心力。可惜棋局纵横，尚未到落子时，那一抔青灰已静静守在台湾厅，继续等待与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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