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没人碰的那根刺,她上任第八天就拔了,马英九当年躲开的地方她去了

这事得从头说。我是退休教师,看台湾政坛也看了几十年,郑丽文去马场町那天,我正在家看新闻重播,茶杯差点摔地上。不是因为她去了,是因为她敢去。

马场町是什么地方?白色恐怖时期的刑场。当年国民党在那里枪决了多少人,没人说得清,但每个台湾人心里都有杆秤。马英九当了八年党主席,路过那儿都绕着走,不是他不知道该去祭拜,是他知道去了会捅破什么。郑丽文上任才八天,她就去了。

你说她傻吗?她不傻。上任第二天她就去看了党史档案,把五十年代的处决名单一页页翻完,手指头都磨出茧子。工作人员说她在档案室待了十一个小时,中午只吃了两个包子。她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意味着什么,但她还是准备了一束白菊花,自己开车去了马场町。

没有摄影师,没有记者,连助理都没带。她一个人站在纪念碑前,鞠了三个躬,然后蹲下来把菊花放在石阶上。监控拍到她在那儿站了四十三分钟,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回来的路上她给秘书发了条信息:“该做的事,早晚要做。”

这事传开后,党内炸了锅。有人说她哗众取宠,有人说她不懂规矩,还有人直接打电话过去质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她在电话里只回了一句:“我知道。正因为知道,所以才去。”

其实她心里有本账。国民党这些年为什么一直被民进党压着打?不就是因为历史包袱背得太沉,该道歉的时候不敢道歉,该面对的时候选择逃避。马英九八年任期,在两岸关系上做了不少事,但在转型正义这件事上,他始终没跨过那道坎。不是他不想,是他怕党内那些老人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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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不一样。她是1963年生人,白色恐怖那会儿她还没出生,身上没那么多历史包袱。更重要的是,她在“立法院”当了十几年“立委”,见过太多因为历史问题被民进党抓住把柄的案例。她明白一个道理:伤口不揭开,永远长不好。

去完马场町第三天,她召开了党内会议。会上她放了一段视频,是当年受难者家属的口述历史。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对着镜头说:“我爸爸被枪决那年,我才五岁。他们说他是匪谍,可他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视频放完,会议室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她站起来说了这么一段话:“各位,我们不是要否定国民党,而是要让国民党能够抬起头。那些在马场町倒下的人,不管他们当年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家属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利得到一个道歉。如果我们连这个勇气都没有,凭什么跟民进党谈转型正义?”

会议开了五个小时,最后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成立“历史真相调查小组”,专门负责整理白色恐怖时期的相关档案。这个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马场町设立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能查到名字的受难者

你以为这就完了?没有。她做的第二件事更狠。

台湾有个“促转会”,专门负责转型正义的工作,但这个机构一直被民进党把持。郑丽文上任后,主动跟“促转会”联系,提出要开放国民党所有的历史档案,包括那些从来没公开过的内部文件。党内有人急了:“这些档案要是公开,不知道会挖出多少黑历史。”她回了一句:“黑历史藏着也是黑历史,不如主动交代清楚。”

档案开放后,确实挖出了不少问题。有些当年的“匪谍案”纯属捏造,有些人是因为私人恩怨被构陷,还有些案子连卷宗都没有,人就没了。这些真相公开后,舆论一片哗然,但郑丽文顶住了压力。她在记者会上说:“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因为怕丢脸就假装它不存在。”

这话说得轻巧,背后的代价可不小。党内有几个元老直接退党,说她是“数典忘祖”。还有人在网上骂她是“绿营卧底”,专门来搞垮国民党的。她不解释,也不辩解,只是把工作继续往下推。

她推的第三件事,是给受难者家属道歉。不是发个声明就完事,而是一家一家登门拜访。她的行程表上密密麻麻记着地址:台北、台中、高雄、花莲,只要能找到的受难者后代,她都要去见一面。

有个老人住在台南的偏僻村子里,郑丽文开了三个小时车去找他。老人一开始不愿意见她,隔着门说:“你们国民党的人,当年害死了我哥哥,现在来干什么?”她就站在门外,从早上九点站到下午三点,直到老人开门让她进去。

进门后她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份复印的档案,是老人哥哥当年的判决书。她指着上面的罪名说:“这些罪名都是编的,您哥哥是冤枉的。”老人接过档案,手抖得连纸都拿不住,眼泪一滴一滴掉在纸上。

那天郑丽文在老人家里待到晚上八点,临走时老人拉着她的手说:“你是第一个来跟我说对不起的国民党人。”她回到车上,眼泪就下来了,助理递纸巾给她,她摆摆手说:“没事,就是觉得我们欠他们太多了。”

这样的拜访她做了三十多次,每次都要听一遍家属讲当年的事,每次都要鞠躬道歉。有记者问她:“这样做值得吗?反正那些人也不会投你的票。”她说:“不是为了选票,是为了良心。”

你说她这么做,国民党的民调涨了吗?没有。反而因为争议太大,支持率还掉了两个百分点。但她不在乎,继续按自己的节奏走。上任三个月后,她又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公开承认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犯下的错误,并且承诺要推动“真相与和解法”,让所有受害者都能得到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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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推出来,党内又是一片反对声。有人说:“这等于是自己打自己脸。”她在党团会议上反驳:“不是打脸,是洗脸。脸上有脏东西,不洗掉难道要一直带着?”

法案推动过程很艰难,光是在“立法院”就被杯葛了七次。郑丽文每次都亲自上阵辩论,从历史背景讲到法律依据,从国际案例讲到台湾现实。有一次辩论到凌晨两点,她嗓子都哑了,还在坚持。反对党的“立委”看不下去,递给她一杯水说:“郑主席,你这是何苦?”她接过水喝了一口,说:“不苦,该做的事总得有人做。”

法案最终在第八次表决时通过了,虽然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但至少迈出了第一步。通过那天晚上,她在脸书上发了一段话:“今天的通过,不是国民党的胜利,也不是任何政党的胜利,而是正义的一小步。”这段话下面,点赞最多的是一个ID叫“马场町之子”的网友,他留言说:“谢谢您,让我父亲的名字不再是禁忌。”

现在回过头看,郑丽文上任这八个月,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触碰国民党的痛点。但她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一个政党如果连面对历史的勇气都没有,凭什么让人民相信你能带领未来?马英九不敢碰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碰,而是他担心碰了之后党会分裂。郑丽文赌的是,只有主动撕开伤口,才能真正愈合。

这个赌注到底能不能赢,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至少她证明了一件事:有些路,就算知道会很难走,也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马场町的那束白菊花,不只是献给逝者的,也是献给那些还活着但不敢面对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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