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夜风很冷，毛泽东披着粗布大衣站在木楼窗前，灯光摇曳，把屋里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长征刚翻过娄山关，红军总算喘口气，可过往几年的艰难与血性仍如刀刻在心。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他忽然想起一位早逝的年轻面孔——何挺颖。没人知道，在几年前的湘赣交界，一名二十出头的党代表曾递上一把“钥匙”，让濒临瓦解的队伍重新凝成钢铁。那时的情形，和此刻的红军困境，何其相似。
时间往回拨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底。秋雨打湿山径，部队人数从五千人锐减到七百余，枪支东一支西一支，散兵溜号像抽去的骨头。士气低到尘埃，怨言在夜色中此起彼伏。有人悄声嘀咕：“跟着队走下去怕是没命，还不如散了。” 然而，混乱里却有一股异样的秩序——二团一连。行进时，他们背壶提枪，步伐齐，休息时排队支炊，一声口令，全体响应。毛泽东站在山坳口，远远看着那支方阵，眼里第一次闪出亮光。
第二天一早，天还蒙蒙亮，他快步扎进那支连队。战士们围坐地上，一位矮个青年正拿树枝在土里比划。“咱们为什么打这一仗？因为土地还在地主手里！”那青年回头见来人，赶忙起身，“毛委员，您来了？”这位青年，就是何挺颖——当时才二十二岁，陕西南郑人，上海大学肄业，北伐军教导队出身，先天带着股子书卷气，却又能跟泥腿子说到一起。
毛泽东随手把怀里干粮递给他，两人蹲在草地上，你一句我一句探讨开来。抽丝剥茧后，何挺颖把话挑明：“没党组织扎根，兵心散，纸糊的营盘。要救这支队伍，得把根扎到最底层。”他指指面前的土坷垃，“连是颗籽，班排是毛细根，水分养分得贴地吸收。只在团部搞党支部，顶多是一棵树长满地衣，风一吹就倒。”
这番比喻新鲜又直白，毛泽东听得连连点头。夜色深了，油灯昏黄，木门缝里透进山风，两人干脆把战例、建制、兵心、口号全揉在一处推演。何挺颖又补上一招：“除了支部下沉，还得给士兵一个说话的地方。设士兵委员会，伙食、纪律、俘获物资全由大会裁决。士兵有了当家作主的滋味，还跑什么？”毛泽东默念半晌，低声道：“就按你说的来。”
翌日傍晚，三湾村场院里，七百余名官兵围成半圆。毛泽东站在米袋上，他的话斩钉截铁：愿走的领三块大洋，留下的改编。番号缩小，连队当家，人人有份。气氛一度凝固，随后响起“我留下！”的高喊。第一个举拳的，仍是那个矮个青年。那一刻，山风卷走了昨日的萎靡，队伍里重新生出金属般的声响。
改编后，新建的第一团只有不足千人，却有三百多党员分布到每个班排，何挺颖任党代表。阵形不再死板，进攻时，党员跑在最前。值夜时，党小组长挨个儿嘘寒问暖。士兵委员会每晚亮账本，连长再想私扣口粮，立刻就有人敲锅抗议。几周下来，逃兵止住了，伤员主动要求归队，不少失散的旧部也追上来。村里百姓看在眼里，摸着粮袋说：“这支红军，靠得住。”
一九二八年初，部队在永新、莲花一线连打数仗，敌人惊呼“农民乌合之众竟硬得像铁”。有意思的是，每次作战动员，毛泽东总拉着那位“娃娃党代表”先问计。“你看，敌人猫在土围子里不出来，咋办？” 何挺颖低头在沙地上划几下，抬头回一句：“堵门，围三缺一，逼他出洞。”不到两天，敌军被迫突围，主力早埋伏在缺口，一网打尽。连胜的消息在山里传开，新兵闻声而至，老兵系好绑腿摩拳擦掌。谁都忘了，半年前他们还差点一拍两散。
然而战场从不讲情面。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突围赣南，连日鏖战让枪管烫得发红。大庾之役，何挺颖在火线上观敌情，子弹擦身而过，血花绽开，他只是用草巾缠了缠，继续指挥。次日向吉潭转移，马惊蹄乱，摔下山路。后脑重创，昏迷不醒。战士们七手八脚抬上担架，半途又被白军堵截，他执意让出担架给更重的伤员，“我能骑马，你们快走！”话音犹在，夜色中一声枪响划破山谷，这个开口就“咱穷人得自己当家”的青年，定格在二十四岁。
捷报此后频传，但每逢盘点功罪得失，毛泽东依旧念起“二十二岁的那个小同志”。在延河边，他不止一次感慨：真正把红军的骨骼和灵魂嵌在一起的，是三湾改编；而三湾改编的火种，来自何挺颖的几句肺腑之言。
将视线再拉回遵义那夜，煤油灯下的墨迹仍未干，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支部建在连上”七个字，然后把书页折起，夹进口袋。外头寒风裹着夜色呼啸而过，木门发出细碎的吱呀声，似在提醒：有些人虽已远去，留下的办法却在指引队伍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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