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8月,北京八一大楼灯光璀璨,授衔仪式上,62岁的李九龙迈着并不轻快的步子走上台阶。台下有人小声嘀咕:“这位老炮兵,又立了多少军令状?”一句玩笑,却勾起许多战火记忆。
1975年的皖南演兵场,一场合成营夜间实爆演练结束,时任副师长的李九龙蹲在弹坑边,抠出几块冒热气的泥巴,突然问参谋:“爆破点偏了多少?”参谋愣神,只能含糊回答。李九龙没再说话,径直走回指挥车,第二天拐回做了整整一上午修正试验,这股“较真劲”从未改过。
1929年1月,他出生在河北省故城县。父亲早逝,家里只剩母子二人。日军铁蹄踏进冀南平原那一年,李九龙正读四年级。学堂每天都在烧,家里拿不出学费,他干脆辍学去给地主拉车、打短工。
1943年冬,他被县里地下党引进农协,身份是一名交通员。因为年纪小,他常把情报藏在萝卜缨或米糠里。一次差点撞上搜山队,他一把将情报塞进灶膛假装添柴,日军搜不到东西,也就走了。火舌舔过信封的边缘,却没有烧透,算是死里逃生。
日本投降后,华北军区开始大规模动员青年参军。16岁的李九龙在漳南镇报名,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很快转正为党员。辽沈战役爆发,他作为连队爆破排长,带11人接近碉堡群。三发炸药包扔进去,工兵铲还没收口,炸点已腾起火柱,首功记在了他头上。
不过代价也沉重。攻打黑山时他左肩被弹片击穿,队医只来得及做简单包扎,残留金属直至晚年也没取出。老战友打趣:“你的勋章长在骨头里。”
1951年3月,志愿军第四次战役期间,李九龙率404团一营担任前卫,穿插至大无名高地。他把《孙子兵法》里“行军间示之以利”挂嘴边,却在行动上只认准“出其不意”四个字。七昼夜死守,敌军50余次反扑,阵地几度易手仍被夺回。一营530人,最终仅余43人,还在阵脚上端着枪。金城战役总结会上,军分区首长把他称作“带着弹片的钉子”。
朝鲜停战后,李九龙回国。战争的硝烟没让他停歇,整训部队、研究战例,成了他新的战位。1964年,他从团长提为副师长;1969年出任师长。那一年,珍宝岛炮声震天,边情紧张,他提出“分兵成群,分兵成判”的防御术语,得到丁盛赞许。
与丁盛相识在54军。那时丁司令调任军长,铁腕作风与李九龙一拍即合。两人讨论战术时常吵得面红耳赤。一次,丁盛拿起图板重重一拍:“小李啊,别光顾着炸!也得考虑怎么保存自己。”李九龙抿嘴不语,却在第二天把预备队的战术改了三版。敢顶撞上级,却又以战果服人,是丁盛看重他的原因。
1979年春,162师奉命入越参战。山地密林,水网纵横,火线零散。李九龙指挥“一点突破,多点牵制”战法,连续拔掉五处据点。26天行军四百余公里,带出“猛虎师”之名。凯旋那晚,全师只有17人没有负伤。有人说这是血拼的代价,他却答:“打仗哪有不掉皮,关键要赢。”
作风强硬,也最难求人情。1982年,部队裁军,一位当年救过他性命的老通信兵想留个文职。李九龙请他来办公室,话不多,“我不能为了你,坏了原则。想进大学就回去复习,缺学费找我。”老兵当场愣住,悻悻而去。三年后,那人真考进师范大学,寄来一封感谢信,信中只写八个字:“当年不留,终身铭记。”
李九龙的公私分明,同样落在子女身上。1985年,儿子李兵考军校,差了5分。军区干部部有人悄悄提醒:“首长,一句话的事。”李九龙摆手:“规矩先行。”儿子只得以普通士兵身份入伍,转业后进锅炉房烧锅炉,再转行考取技术员,兜了几个大圈才站稳脚跟。家里老人常埋怨,他却一笑置之,“我能提别人,不能提自己人”。
1985年百万大裁军,李九龙转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川藏高原空气稀薄,他第一次踏上海拔四千米的色季拉山就头痛欲裂,却听参谋汇报墨脱方向新开辟的一条山道塌方,扭头便上吉普。同行军医急了:“司令,先吸氧!”他挥手:“路通不通,比氧气重要。”
1988年9月,中将衔授予,他仍整日围着地图转。双手指甲缝里常卡着铅粉,装满各类边境线标号。1990年至1992年,他先后组织川西、滇西两次合同演练,首次把高原排雷与工程渡河放进同一课题,被总参列为典型。
1993年底,军委突然调整五大战区指挥链。因熟悉高原作战,他被破格提拔为成都军区司令员。消息传出,一些从军校刚毕业的年轻军官忍不住打听:“这位老首长什么来头?”老兵只说一句:“八路出身,炸药味不散。”
就任伊始,他抓的是作风。机关午休时,他背着手闷头在走廊转,见有人打扑克,顺手拿起牌对着窗外一撒:“打仗就靠这副牌?散了!”屋里尴尬得能滴水。从此军区办公楼再没听到过麻将声。
云南、拉萨两地,李九龙最上心。为检查中印边境哨所通联,他坚持冬季登上海拔5300米的新则达营区。风刮得人字都说不全,他硬是把通话中断原因查到电瓶老化,现场换新,才肯下山。警卫连长私下嘟囔:“首长是天生的山里汉子。”没人反驳。
2000年退役后,他递交了一个不到千字的申请:走遍剩下的陆路边防。批准文件下发,他拄着登山杖从广西出发,用三年时间踏查二十余段界碑。随行参谋记下他的口头禅:“不走到脚软,何来心安。”
2003年盛夏,他因多脏器衰竭在成都逝世。清点遗物,除了发白的作战地图,就是一本厚厚的边防日记。扉页上留着四个字:寸土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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