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仲秋的皖西夜色里，枪声渐稀。硝烟未散，年仅二十三岁的滕海清扶着一根木棍，在残垣间摸索前行——他右臂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左眼在爆炸里失明，仍倔强地追赶大部队的踪影。这条“跟上去”的执念，后来把他带进了师部，也推开了命运另一道门。
滕海清出身安徽金寨，参军之初只是红三十二团的普通一兵。仗打得猛，人也机灵，两年就成了五连连长。一次缴获敌军两匹枣红马，他心想：连长不会骑马像什么话？便把马悄悄留下练骑术。刚牵着马，就撞见师长倪志亮。对方只问了两句，就把马牵走。旁人替他捏汗，他自己也忐忑：会不会因此吃处分？
十天后，命令下达：携行李，速赴师部报到。滕海清以为大祸临头，心口怦然。可当倪志亮翻过介绍信，只淡淡一句：“去通信排当排长，可行？”一句话，既像命令，又似考验。滕海清强忍惶惑：“听组织安排。”表面上职位从连长变成排长，他暗自嘀咕，八成是降了级。
进了通信排才明白，这里哪是冷板凳？满眼尽是各团挑出的尖子：老连长、老班长，成建制加一起就是一个加强连。通信排实则教导队，负责培训未来各连骨干。滕海清这才恍然，自己掌的不是几十号兵，而是一群“准干部”。他脸上掠过会心一笑——原来被调来是“升”，不是“降”。
倪志亮的判断很快得到战火检验。十月十二日，红四方面军突围平汉线时，滕海清领着通信排打前锋。手榴弹在脚边爆炸，他负伤倒地，左眼失明，右臂穿孔。按照行规，营以下重伤员应就地安置，可他拄着竹杖追着后卫部队，嘶哑着嗓子吼：“我要革命！”这股死磕到底的脾气感动了赶来的倪志亮。当场一句“按副团待遇救治”，把滕海清从淘汰边缘拉回军队。一个月后，他裹着绷带重返通信队。
长征结束，川北扩红、川陕血战，滕海清屡屡冲在最前。子弹穿喉那次，奄奄一息的他被抬下阵地，仍咕哝着“还有任务没完成”。此后，他与倪志亮分道，但“伯乐”二字早已烙在心里。
一九三八年春，河南竹沟迎来一位新面孔——彭雪枫点名要的第二大队长兼政委滕海清。彭雪枫说的唯一理由是：“他撑得起老部队的牌子。”第二大队出山后，一仗接一仗，从宋集到黄安，几乎场场报捷。队伍扩编为第五旅，继而改编为新四军十一旅，滕海清成了旅长。彭雪枫的信任，让这位前通信排长彻底绽开指挥才能。
最艰苦、也最让人心碎的是一九四四年秋的八里庄。前夜，滕海清劝彭雪枫不要亲临火线，劝说无果，只换来对方一句轻描淡写的“你歇歇，仗我去打”。翌晨枪炮声震耳，其后传来烈士名单，彭雪枫殉国，年仅三十七。滕海清抱着覆盖军衣的遗体失声痛哭，再把悲恸掰成钢铁意志：“兄长未竟的路，我来替他走。”
抗战胜利后，国共力量在华东剧烈角逐。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方略，一九四六年秋，滕海清的第九旅北上鲁南。陶庄一役临战之际，新四军军长陈毅突然驾到前沿。滕海清一记军礼，说出的却是硬邦邦的“今天得听我指挥”。陈毅笑骂“你们这些家伙”，还是在夜幕前悄悄离阵。战后，这支旅又被整编为华东二纵第六师，接着滕海清调任十三纵副司令。不久，他再度回到老部队——二纵司令的位置等着他。
宿北、莱芜、孟良崮，二纵锋芒毕露。淮海战役里，他们昼夜疾进一千五百公里，拔掉第一○七军、七十军等多支王牌，活捉三万余人。枪声停息，二纵被整编为二十一军，滕海清出任首任军长。四月的长江水正涨，他挥师东路，一举拿下杭州。陈毅发电祝贺，却忍不住取笑那场“史上最短的城防司令”插曲——误报伤亡数字，让滕海清三天便把指挥权交给23军。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内蒙古军区担纲要职。一九五五年授衔时，肩章上两杠三星熠熠生辉。那一刻，人们想起他早年的惴惴不安：从连长变排长，他曾以为前程就此暗淡，却不知正踏上一条更开阔的路。
有人感慨滕海清的运气好，贵人连连。可若没有临阵冲锋的胆气、失眼犹战的坚忍，再多的伯乐也无从识马。倪志亮看到的是一腔锐气，彭雪枫托付的是生死信赖，陈毅倚重的是千锤百炼的硬骨头。这样的人，放在任何岗位都能发光——通信排排长也好，百万雄师一方军长也罢，他都能把本事淬成剑刃，把部队带成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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