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深秋，北京人艺的化妆间里弥漫着油彩的味道。已九十三岁的欧阳山尊把一张折得发黄的小纸片轻轻放进上衣口袋——那是他珍藏六十五年的毛笔信笺，七个字，力透纸背。外面锣鼓声起，他撑着拐杖，缓步走向舞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与那一纸批示之间的故事，要追溯到炮火正盛的一九四二年。
那一年春末，延河水已退，河滩上草尖冒绿。刚从晋西北返回的欧阳山尊踏进杨家岭，满身军装尘土未拂，便被通知参加一场文艺工作座谈。五月二日下午，会议室里坐满了从各个战区赶来的作家、戏剧家，门口燃着炭火，空气中混着烟丝味与黄土气。主席推门而入，环望四周，目光像柔和却明亮的灯，逐一点头致意。
“欧阳同志，你回来了。”简单一句，带着旧友式的温度。那双有力的手握来，指尖粗糙，掌心滚烫。欧阳山尊心里一震，连日奔波的疲惫瞬间褪去。当天的报告，主席提出“文艺为何人服务”五个要点，又叮嘱与会者“把意见都写来”。夜色降临，窑洞里的马灯摇晃，欧阳山尊摊开纸笔，心里一句话回荡：不能误了这番嘱托。
信写得并不长，先汇报敌后经历：地坑里点松明，照着唱《黄河大合唱》；落雪夜，十里八村的乡亲踏着冰渣赶来看戏；缺幕布，就把缴来伪军的军毯拼成景片。随后话锋一转，他提出三点直率意见：剧团编排不能脱离战场实际；创作要向战士、农民学语言；各部委应允许演员“多面手”，别被职称束缚。写完，他加了一句：“愿与同志们共担责。”
信送出后三天，机要员捎回一封薄薄的回信。展开一看，只一句：“你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端端正正，落款五月八日。字迹遒劲，像是战马扬鞭。有人调侃：“就七个字，也算复信？”可在欧阳山尊心里，这七个字重若千钧——意味着肯定，也意味着嘱托。
于是，五月十六日，他在会场上开了口。见惯了枪火的嗓音宏亮：“前线兵，老百姓，随时喊我们唱歌、演戏、画画。谁要是只顾自己头衔，不肯下连队，那就失了魂。别计较排级还是科级！鲁迅、高尔基当年有级别吗？”话音落，掌声雷动。主席侧身同周扬耳语一句，脸上带笑。散会后不少青年围过来请教如何把舞台搬到战壕，他一一示范，教人用马粪拌黄土抹台口、用枪刺当舞台灯架，热烈得像一锅滚粥。
半年后，战斗剧社在绥德刷下“场场爆满”的口碑，贺龙写电报道谢。剧社北上演《晋察的乡村》《荒村之夜》，中央大礼堂里灯影摇红，主席、周副主席、任帅等并肩鼓掌。散场时，贺龙揽着欧阳山尊哈哈大笑：“兄弟，这戏演到马蹄下了！”剧社几位骨干联名写信向主席求“批示”。十一月二十三日，主席回四十四个字：希望多演这类戏。每人传阅时，都小心翼翼，像在翻一部作战计划。
转回一九三八年的回忆，欧阳山尊初到延安，第一次听主席露天讲“张国焘的十里铺”时，被那股幽默劲儿震住。大风卷黄尘，主席昂首问：“他走到哪？十里铺！”随手一挥，引得数千人哄堂。那时的青年欧阳在台下抬头，看见一个身体清癯却声若洪钟的领袖，心里暗暗记住：戏剧要抓住观众，先要有人情味。
随后数年，欧阳山尊扎根敌后，脚底生茧。白天端枪巡逻，夜里举灯排戏，山村土窑里一群战士唱着“东方红”，学习《白毛女》的唱腔。有人饿得头晕，他就把自己的炒黄豆分掉；有人夜战负伤，他连夜改剧本，把伤兵事迹写进下一场。正因为走过这段路，他才敢在信里“指点江山”，并赢得那声“你的意见是对的”。
抗战胜利后，重庆机场的送行场面令人难忘。主席登机前扔下一句玩笑：“回不来，就当个驻渝办事处主任！”众人一时悲喜交集。三年鏖战，硝烟未散，欧阳山尊奉命南下，又北上，却始终携着那张薄纸。有人好奇问他为何不裱进镜框？他把信又折了两折，说：“放心口，随时提醒自己。”
新中国成立，欧阳山尊受命筹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把“为人民而作”写进院训：演员每年必须下乡巡演；导演必须蹲点采风；剧本必须先过“兵评团”这一关。台上火热，台下掌声；后台墙上，依旧贴着那七个字。
岁月流转，亲历者日渐稀少，可对许多老兵来说，欧阳山尊的戏仍像当年马灯下的那束光。有人回忆，解放海南前夜，听他的小戏《带枪的人》，战士们笑着走向战场。也有人说，五十年代他排《茶馆》，一句“世道变了”把苦哈哈的挑夫演得咬牙落泪——那依旧是战地记忆的延续。
再看回到舞台的老人。聚光灯打在他银发上，闪着淡金色。他缓慢鞠躬，观众起立。掌声里，他摸了摸胸前的口袋，似乎确认那七个字还在。灯光熄灭，帷幕闭合，夜风里响起一阵悠长的梆子声，仿佛在提醒后人：文艺的生命在人民中间，任何年代都不该忘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