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夏，孔雀河冰封初融，水声咆哮。就在这条宽不足五步的边境河畔，两支队伍隔河而立，一边是刚入驻普兰的先遣分队，一边是尼泊尔雨莎村早起放牧的人。双方挥了挥手，谁也没有说话，但那一刻的对视，像是给未来七十年的相处埋下了伏笔。
普兰县位于冈底斯山南麓，海拔三千七百米，人们常说“天离这儿只有一块石头的高度”。县城正南，就是孔雀河最狭窄的河段，左岸是科迦村，右岸是雨莎村，两点直线距离四米，换算成步子也就六七步。听起来近得可笑，可河水全年急湍，雪山融水温度低得像刀子，硬生生把两个世界切开。
冈仁波齐的雪线静静守望，历史风云却从未平静。19世纪晚期，英殖民势力在南线屡屡挑衅，森巴战事率先在这一片山口爆发，普兰人把那段日子称作“乌烟岁月”。枪声里，寺庙石壁被掀开了缺口，古渠被炮火震塌，余烬持续了十几年才算熄灭。
1951年冬，解放军进藏主力翻越曲古拉，随后抽调一百三十余人组成普兰先遣分队，沿古茶马道抵达。零下二十度的夜里，官兵摸黑布防到孔雀河东岸。队长低声说了一句：“今晚守住，明天才有边民的炊烟。”这句话后来在科迦村流传很久。
铁索桥是1993年建的，桥长二十米，木板窄得仅能容一人推一头牦牛。未修桥之前，尼泊尔村民若想来赶集，只能沿河上溯三十公里绕到海关，再走回头路。水路近，陆路远，折腾一天，人也累、货也损。桥通后，雨莎人抬头就能看到桥那头的汉字标牌，却依旧必须在边防检查站打上戳，手续少不了一道。
塘噶市场比铁索桥年头更长。五百年前的羊毛、盐巴、青稞换茶砖，如今变成了羊绒衫、收音机和尼泊尔手工银饰。市场最热闹的是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摊主里有科迦村老白玛，也有雨莎村的丹增。丹增走货快，总说一句口头禅：“过河容易，过关难。”说归说，他每趟还是会背满满两筐手鼓而来。
有意思的是，科迦村女人的身影比男人更常见。上世纪六十年代，不少汉、维吾尔商贩进村做生意，村里男劳力跟着跑运输，家里农田和藏戏就靠妇女支撑。科迦藏戏面具精致，唱词古雅，戏台搭在寺院外墙下。每逢演出，雨莎孩子趴在河边土坎上，眼里满是亮光，可脚下这一步，永远跨不过去。
雨莎村房屋低矮，全石砌墙，缝隙大到能透指缝。1974年那场中强地震震裂了不少石棚，自此村民更不敢往高层建筑上打主意。与之对照，科迦村在2008年完成藏式木梁加固，太阳能板一排排装上屋顶。双方差距就这样被肉眼可见地拉开。
“对面又敲锣打鼓咧！”去年雪顿节前夕，一个雨莎老人指着东岸感慨。身旁的小伙抬头张望，却被边防哨兵客气拦下——制度的红线就在脚下，这条线谁都不能随意跨。短短一句“节日好”，成了两边打招呼的全部内容。
必须承认，国家政策对科迦村倾斜明显。2012年，边境小康示范点启动建设，水电网同步升级，医疗巡诊每月两次，儿童可以免费在县城寄宿读书。雨莎村羡慕，却只能远看。尼泊尔政府在高原地区财力薄弱，交通基础投入有限，雨莎村延续传统放牧、手工的生计方式，外出打工依赖季节性边贸，大部分青壮年还是选择背包跨桥。
从经济数字看，对岸居民整体年收入是科迦村的三分之一。鲜明对比让很多雨莎年轻人疑惑：为什么一条河就能分出两种日子？答案其实不复杂——政权对边疆的投入、基础设施的修建、教育机会的下沉，缺一不可，而这三件事恰恰是新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的持续行动。
也许有人要问，科迦村人是否因此生傲气？恰恰相反。逢集日，村支书欧珠总把摊位摆在铁索桥头，提前备足热茶，还特意提醒村民报价要公道。2015年，一名雨莎老汉翻桥摔伤，科迦村青年背着他冲进县医院，费用直接走了应急救助通道。这些事没写进报纸，却在两岸口口相传。
长久对望，会让人产生遐想。雨莎孩子问过老师：“我们能不能像科迦那样唱戏？”老师迟疑片刻，说：“等条件好了，或许能。”一句“或许”，听着很轻，却寄寓着沉甸甸的期待。河水继续流，雪山的影子日夜映在水面，四米的距离没有改变，可时代的车轮仍在转动。
孔雀河上空常有胡兀鹫盘旋，远处冈仁波齐云影浮沉，人们在边桥两头忙自己的生计。有人挑着手鼓，有人推着牦牛，有人倚着寺墙抚擦面具，一切都在时间轴上静静延伸。四米，是距离，也是界碑。谁都知道，这条河已经写进边防条约，改变只会通过国家谈判，而不是趟水涉渡。
若干年后，雨莎村或许会迎来自己的电力干线、柏油路和高脚屋，也可能依旧坚守石房。无论如何，河对岸的锣鼓声仍会传入峡谷，提醒听者：世界很近，也很远。从1952年的默默对视到今日的市场喧声，两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冈底斯山和孔雀河依旧是最安静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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