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书笔记2：那一年，北方的土地是可以种水稻的|农作物|史记|司马迁|大禹|小麦|水稻|种植|读书笔记

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这么一段话：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这是司马迁描写大禹治水的具体工作：大禹梳理了河道，整治了湖泊，测量了山脉。还让他的部下益，负责给老百姓发放水稻的种子，种植在低洼潮湿的土地上。

请注意，在这个地方，司马迁提到了水稻。

01.大禹治水在哪里？

我们华夏民族的发源地是在北方，而且，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大禹开创的夏王朝，就在现在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洛阳盆地中部。那么，问题来了，北方可以种水稻吗？

有人说，大禹治水的范围很大，如果他是在南方治水，那分发水稻种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证明大禹去过南方的证据，在《夏本纪》最后一段，司马迁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有人说，大禹在江南会盟各大诸侯，考核他们治水工作中的表现，论功行赏。然而天不假年，大禹就在这个时候，溘然而逝。大禹死后，就地埋葬在了开会的地方。那里便是会稽。会稽就是会计，会集诸侯首领计算功绩的意思。

这里的会稽，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就因为大禹，会稽山成为4A级景区，里边还有大禹陵等景点。

然而，很多学者却认为，大禹会盟的会稽，是在北方某个地方，不是今天的绍兴会稽山。比如，大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古史地理论丛》中说：盖初言大禹治水功绩，极于大河而止，未及江淮。禹之行迹，殆亦在大河两岸，冀雍豫三州之间。

钱老认为，大禹治水的范围仅限黄河一带，并未抵达长江与淮河流域，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河南、河北三地。

另外，在《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

这几座山，基本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相邻的区域，都相对比较集中，位于中原地区文明的发源地。只有一个会稽山，如果是绍兴的那个会稽山，那就只有它独自在千里之外，离群索居，绝对不符合常理。绍兴的会稽山海拔不高，从八座大山到绍兴会稽山，在中国版图上，知名的大山还有大别山、秦岭、泰山、嵩山等等。单单把遥远的会稽山，列入九山之一，这实在太不合常理了。

所以，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吕氏春秋》和《史记》中写的会稽山，不是绍兴那个会稽山，而是在中原的某处。

这样说来，大禹治水到过南方的逻辑，就不成立了。

02.大禹和水稻

事实上，李硕老师在《翦商》中提出，二里头人的主食是水稻。

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已经碳化的粮食。考古学家研究古粮食的方法名为 “浮选法”：将采集的土样打散后置于水中搅拌，碳化的粮食会浮至水面，便于辨别并统计各类粮食的数量。

李硕老师引用了赵志军老师的论文，《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和讨论》。论文中的数据显示，辨别出的粮食有：稻米，14768粒；粟米，13883粒；黍米，2248粒。又因为水稻个头较大，每颗质量较重。按照重量的比例，水稻在所有粮食中的比重，可以占到八成以上。

这么说来，按照考古结论，生活在二里头的夏朝人，竟然真的是以水稻为主食的。

03.水稻种植区域

而现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看不到水稻种植了。

按照《洛阳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洛阳的产粮地面积是700多万亩，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占一半，其次是玉米、蔬菜、油料等，丝毫没有提到水稻。很多年前的网络新闻中，有提及，洛阳还有3万亩左右的水稻种植，主要分布在黄河、伊河、洛河岸边和附近滩区。但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著名导演贾樟柯是山西汾阳人，他就曾经说，在汾阳县城能见到的最大的水面，也就是公共澡堂里的浴池。

然而在遥远的夏王朝，广袤的华北大地，居然是一片沼泽。证据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过犀牛和鳄鱼的骨头。说明在那个时候，现在的黄土高坡，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或者湿地水乡。而大禹的功劳，当然不是治水那么简单。他在梳理河道的同时，让那一片片沼泽洼地，变成适宜种粮的千里沃野。大禹打开的局面，是辽阔的华北平原，是一片人类安居的乐土。

04.水稻和治水

早在1957年，美国籍犹太学者魏特夫，发表了专著《东方专制主义》。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因为农耕文明需要治水。而治水呢，又不是一项靠少数几个人能完成的任务，必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出专制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这么早就能诞生大规模专制政权。

1989年，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后，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学者纷纷撰文批判。

钱穆先生曾经花很大力气，研究中国上古农业，提出中国最早的农作物是黍和稷，而不是水稻小麦。因为黍和稷都是耐干旱的农作物，不需要水利工程。钱穆先生试图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来反驳魏特夫的观点。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钱穆先生的研究，局限在那个时代，没有能够看到最新的考古发现。

05.水稻和南北差异

2014年，《科学》杂志上，刊登了美国学者托马斯·托尔汉姆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南方人种水稻，北方人种小麦，是形成南北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

他的解释逻辑是：南方的水田需要一个精细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又需要一个庞大的水利工程，这就需要全村甚至各村一起干才能完成。这种传统，加强了南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水稻种植过程中，水会从地势较高的田流向地势较低的田，各田地的主人，必须把水资源的分配协调一致。避免出现干的干死，涝的涝死的情况。在沟通协调中，打磨出了南方人温婉谦和的性格。而北方人种小麦，小麦是旱地作物。每个家庭各种各的，相互独立，这就造就了北方人比较独立的性格。

无论是魏特夫的“专制主义”，还是托马斯的“集体主义”，老外对古代中国治水和水稻的研究，可以说是此消彼长、兴趣盎然。

我们不必深究，魏特夫和托马斯的观点谁对谁错。至少都表明，治水这项工作，对中华民族群体文化，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06.黄河的治理

司马迁说大禹治水“道九川”，疏通九条重要的河流。根据学者考证，在九条河流中，真正可能性最大，也是最有贡献的，是对黄河的治理：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黄河几经改道，具体河流的走向，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搞清楚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最后几句：“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至于大陆”可能是说，黄河最后到达一大片开阔平原地带。平原地带就有一个问题，沼泽水网密布。所以就“北播为九河”，黄河由一条河流，分散为九条河流。这样的水网密布之下，大禹治水的难度，可想而知。

07.大禹治水的难度

治水的数量是“道九川”，治理黄河到后面，是“北播为九河”。

九这个数字很神奇，不能不让人想到，有个俗语叫“九龙治水”，通常是贬义的用法，引申为多头管理。但可能在大禹那个时候，九条河流就像九条龙一样，肆意横行于华北平原，以至于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中国人过早地产生了过重的忧患意识，也让中国人产生厚重的自然崇拜。想必中国人的龙文化，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大禹的“禹”字，在中国汉字中，是没有其他地方使用的，这个字，就是为大禹存在的。“禹”这个字，中间是个“虫”。有人认为，“禹”就是长了脚的大虫。或者说，“禹”就是“龙”最开始的样子。

禹的父亲“鲧”，这个字，主要也只用于他的名字，可能还是上古时期的一种大鱼。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经常有类似“鲤鱼跳龙门”之类的故事，龙是鱼的后代，两代治水人都是水生动物，这也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