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薄雾笼罩着赣南丘陵，嘶哑的汽笛声划破清晨。列车刚驶出南昌站，车窗边的邓小平眯起眼，远处田畴的枯黄在晨光中若隐若现。消息已经传来：中央同意他明年初返京，但他坚持在动身之前，到自己四十年前战斗过的中央苏区再走一趟，“我欠那片土地一份心”。同行的警卫悄声提醒行程紧张，他摆摆手：“路远，也得看一眼。”
对井冈山、瑞金、会昌、兴国、于都这些地名，他再熟悉不过。年轻时，他背着小书箱走村串户，为贫苦农民开夜学；如今重返，已是六十八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沟壑，却没抹去记忆。抵达瑞金的前一夜，他在车厢灯下翻出旧地图，在纸上重新标出叶坪、谢坊、小布等地，默默比对当年的作战线路。
进瑞金那天是十二月八日，天空放晴。县政府大院里挤满早起的干部和老表。有人激动地喊：“小平书记回来了！”邓小平握着乡亲的手，笑道：“几十年了，树长高了，人也变老了。”说话间，他抬头望见县衙旧址旁那株老榕树，枝叶仍繁盛，他轻轻拍了拍树干，眼神柔和。1931年，他常在此树下批文件、看《红色中华》报，如今只剩“铁肩担道义”的回声。
午后，他来到离瑞金百余里的周田盐矿。矿区里水汽蒸腾，工人们赤膊挥汗。想到当年苏区吃无盐饭、以硝土熬“苦盐”的日子，他忍不住走上前，握住一位老工人的手：“辛苦！有了自家的盐，再也不怕敌人封锁。”工人憨笑着把两小包雪白的精盐递给他，“首长，尝尝咱们江西自己的盐。”这份质朴的情谊，他郑重收下。
盐矿的背后，是一段苦涩的往事。1931年国民党颁布《盐法》，对湘赣闽边实施严密封锁，“一撮盐也不许进苏区”。盐价翻到城里十倍，甚至有钱也买不到。红军只得上山挖硝土熬盐，草木灰、硝土混杂，大量战士因失盐虚脱。老区群众把每月配给的寸盐掰碎塞进红军干粮袋，“你们端枪打仗，我们断粮不怕”。这一份鱼水深情，邓小平记了一辈子。
离开盐矿，车队折回清江招待所。午餐四菜一汤，外加二两四特酒。陪餐的县干部汇报年工业产值二千六百万元，他眉头一紧：“这么大个县，也才这点数？”话音不高，却像石子落水激起涟漪。晚间的简报上，他写下几行眉批：产业门类单一，机械化落后，劳动力利用率低，需尽快摸清底数。
接下来的三天，他沿着会昌、兴国、于都一路南行。会昌县城门前的大榕树同样还在，抬头看去，枝杈间挂着几串自制盐袋，风一吹沙沙作响，像是旧日硝烟的回音。当地干部陪同参观时，介绍周田盆地盐储量至少十几亿吨，他听后放慢脚步，沉吟良久才说：“从缺盐到产盐，只隔四十年，却像隔了半个世纪，得把这座宝藏用好。”
兴国的山道陡峭，道旁松树披霜，老乡多穿单衣。司机悄悄说这里年人均收入不足五十元，他打开车窗，冷风扑面，“底子薄，责任就在我们。”到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他默立许久，轻声念道：“我党我军两万五千里，起点就在这些山沟，不能让牺牲换来的旗帜在贫困中落色。”
十二月十二日，当地地委在吉安“一号房”为他作简短汇报。谈到糖厂人工包糖、拖拉机厂靠人力推车，他提出：“机械化不是为了撵人饭碗，是为了让人有更高级的活可干。”在场的干部面面相觑，笔记本上涂满感叹号。
又过三日，他回到南昌。临别前夕，省里领导汇报江西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数字亮起，却仍远低于全国平均。邓小平抬头望向窗外长江水，淡淡说：“与西方比，我们至少落后四十年。补课得从最紧要的地方开始，农业、教育、科技一样都不能少。”
一九七三年二月，他乘车北上。复出北京的列车穿过赣江大桥，月色倒影在江面，他没有再回头张望。行囊里，那两包周田精盐悄悄贴在风衣内侧——它们分量不重，却提醒着一个老县委书记：40年的差距，并非抽象数字，而是千千万万老区人清晨的寒风与清淡的晚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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