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的上海万国殡仪馆，细雨如丝。一个二十四岁的广东青年揣着相机在人群中穿梭，他的镜头紧紧追随灵柩上覆盖的素白花束。这位青年叫司徒传，笔名沙飞。就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他按下了成百上千次快门，也悄悄在心里刻下了一个念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这是他从旁人低声议论里捕捉到的片段。没有人想到，这句未经证实的传闻，会在十余年后引爆一桩血案。
沙飞生于1912年，广州花地湾的药材大户人家。衣食无忧，性子却像南海的风，爱自由，爱四处漂泊。别人读工科、学医科，他偏偏报考北平艺专的美术系。家里反对，他执拗到底。那几年，他在上海、广州搞影展，名气渐起，日子颇为潇洒。
1937年，卢沟桥炮声震醒了全国，沙飞扛着相机北上，投身晋察冀边区。枪声就在他头顶呼啸，他却忘了恐惧，忙着记录。壕沟里、断壁旁，他拍下战士冲锋的剪影，也拍下百姓被日机轰炸后的废墟。胶片一卷卷寄往根据地报社，照片很快传遍华北。那一年，他26岁。
在五台山深处的军区司令部，聂荣臻第一次见到这位瘦高青年。两人同样留学过，谈起书画，谈起欧美照相工艺，很快投缘。聂帅拍拍他的肩：“小伙子，照片是枪声的回响，可千万别让自己当了靶子。”沙飞笑，声宏亮：“没事，日本鬼子的子弹可没那么准！”
然而子弹的确歪打正着。1940年冬，阜平战役，沙飞为抢拍一张敌我对射的瞬间，被流弹穿了大腿。抬进按白求恩名字命名的前线医院时，他还嚷着“胶卷别丢”。白求恩在遗嘱中把随身美乐时相机留给了这个倔强的后生，足见器重。
高强度作业外加风沙粉尘，沙飞的肺渐渐吃不消。1948年，他被送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诊断为双肺结核。那一年，日方投降已过三年，可病房里却住着战俘身份的日本医护。对许多患者来说，他们只是异乡医生；对沙飞而言，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初入病房，他还能克制，偶尔翻翻鲁迅全集，用毛笔抄几行《且介亭杂文》。时间一长，病痛折磨，睡眠紊乱，耳边仿佛总有人重复当年的传闻——“鲁迅死于日本医生的毒手”。他开始怀疑，这些白衣人会不会也对自己下手。
1949年11月，他写信给远在华北军区的老首长：“聂司令，医院里的日本人不安好心，请速派人接我离开！”几天后，聂荣臻回信：“安心调养，切勿多虑。”字迹一如既往地遒劲，可无助于驱散阴影。
12月24日清晨，病区巡诊铃声响起。负责查房的日本医师宫崎尚志推门而入。沙飞忽地坐直，面色苍白，颤声喊道：“别过来！”护士张萍想上前安抚，他却突然掀被拔枪，三声脆响，宫崎当场毙命。走廊瞬间炸锅，惊呼、奔跑、哀号交织。
军管会派人讯问。沙飞双眼血红，却言之凿凿：“他要害我！我只是自卫！”经过初步精神鉴定，医师记录“患者疑似重度精神失常”，但战时法纪森严，加之被害者为战俘医官，事关中外舆论。军事法庭很快开庭，结论是“蓄意杀人”。1950年3月，沙飞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送到北平西山指挥部，聂荣臻按下钢笔，手背在微微发抖。这位指挥过百团大战的将领，对秘书低声说：“沙飞是好同志，可惜了。”没有多余言辞，他只能遵守法律。
3月24日午后，石家庄北郊。刽子机枪响过，硝烟散。38岁的沙飞倒在尘土里，他用过的徕卡相机被交给医院保管。档案里留一句话：“已执行”。
此事并未就此尘封。五十年代初，国内医学界开始讨论“战争神经症”，但对外保密。七十年代末，精神病理学资料逐步开放，部分医师回溯旧案，发现沙飞的诸多症状符合“战时创伤后精神障碍”（PTSD）的特征：幻听、疑惧、暴烈。1985年，河北省高级法院着手复查。第二年春，一纸再审决定确认：沙飞作案时无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原判不当，依法予以纠正。
平反文件寄到广州老宅，白发苍苍的妹妹司徒惠捧着公函，眼泪簌簌落下。她记得哥哥当年说过：“照片要给后人看，让他们别忘记血与火。” 如今，人们在博物馆里翻阅《晋察冀画报》旧刊，仍能看到那一个个定格的瞬间：一名老乡挑水路过残垣，背后夕阳染红天空；坑道中传递手榴弹的少年兵咧嘴微笑；被日军焚毁的瓦屋只剩炭黑框架，窗洞像死者的眼眶。这些画面，把1930年代的风声、炮声、哭声，留给了后来者。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台美乐时相机后来被修复，镜头边沿依旧有一处弹片划痕，据说就是阜平那次中弹留下的。技术员试拍，胶片清晰。有人感慨：机器没病，操相机的人却倒在了病痛与仇恨里。
摄影史家评价沙飞，“用快门与时间拔河”。他的胶片不仅记录了枪林弹雨，也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被时代推搡。战争结束了，可战争在他的大脑里没有结束。这句评价也被写进了1987年出版的《抗日烽火摄影集》。
试想一下，如果医者与法官能提早认知创伤性精神障碍，也许结局不同。但历史没有如果。唯有底片散发的硝味告诉人们：镜头有时比枪更靠前，可也更脆弱。
聂荣臻晚年回忆1949年的那封信，沉默很久，说：“那孩子身上有股真劲。”短短六个字，写满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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