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春，桧仓郡西北的松林还带着残雪。刘思齐跪在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碑前，双手贴着冰冷的石面，“岸英，我来看你了。”这句话被风吹散，却在她心里回响一生。那一年，她27岁，第一次来到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才真正接受“烈士家书再无回信”的现实。此后，她每一次伏在这块石碑前，都像回到那个19岁新娘的夜晚，耳边仍能听见丈夫行军前那句“如果收不到信就别担心”的叮嘱。
把时钟拨回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岸青在上海街头流浪。十岁的孩子，翻垃圾桶也顾及“别被巡捕房抓”。十个月的流浪，为兄弟俩留下了终身的伤疤，也锻出了一颗要强的心。多年后，岸英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三毛流浪记》里能吃上一碗热面条，我和弟弟那会儿连热汤都碰不上。”一句轻描淡写，酸楚尽在不言中。
1946年秋，延安机场的土坡上，毛泽东迎回失散十八年的长子。父子相对，沉默多于言语。毛泽东拍拍儿子的肩：“去吴满有那儿插秧，亏不了你。”岸英一句“是”挥去苏联岁月的优渥，也换来手上厚厚一层老茧。两年后，这层老茧被父亲称作“最硬气的毕业证”。
1949年10月15日，新中国刚满周岁。中南海里，灯泡泛着昏黄，毛家用一壶茶、几碟花生给新人庆贺。毛泽东脱下那件在重庆谈判时买的呢大衣递过去，“拿去，当结婚礼物。”他又看了看刘思齐，玩笑般补充，“晚上盖一块，也算给你一份。”两位年轻人被逗得直乐，却没想到这份清贫里的温情，成了来日回忆里最亮的光。
朝鲜战局吃紧时，毛岸英第一个递交参战申请。彭德怀连夜找毛主席，“子弹可不长眼。”毛泽东吸了口烟，“志愿军的儿子们都在前线，我家这一个不例外。”1950年10月，毛岸英出发。刘思齐躺在床上装睡，眼角却湿透枕巾。岸英轻声说：“多去陪陪爸爸，照顾好岸青。”说完，深深鞠躬，带走了房间里最后的灯光。
11月25日，美军B-26投下凝固汽油弹，志愿军司令部瞬间成火海。彭德怀冲进隧道，抹一把脸上的黑灰，“岸英没出来。”一旁的洪学智红了眼，“他是第一个给我报名的。”二十八岁的青年，就此长眠异国山坡。唯一能证明身份的，是那块借来的女式手表，玻璃炸得星星点点，却还走着。
国内直到元旦前后才得到确切消息。叶子龙看着电报愣了半晌，交到周恩来手里时只说了一句：“迟早得让主席知道。”周恩来深夜步出菊香书屋，北风割面，他却一步三停。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听完汇报，长叹：“牺牲的成千上万，不能只顾这一人。”话到此处，双手却握到发白。
刘思齐在1953年才听到真相。她冲进菊香书屋，“爸爸，岸英呢？”毛泽东放下笔，声音沙哑，“思齐儿……岸英牺牲了。”刘思齐的世界轰然塌陷，仿佛被抽走了空气。卫士扶住她，毛泽东的手冰凉，他却还是那句，“孩子，节哀。”
之后三年，毛泽东写了十四封信关照刘思齐的学业与身体。劝改嫁的念头反复酝酿，终究还是出口：“总不能让你孤苦一世。”刘思齐想了想，只提一个要求——去朝鲜看看丈夫。1959年，她跨过松涛，瘫倒在那块石碑前。朝鲜老人递给她一把土，“带回去吧，这里也算他的家。”刘思齐握着泥土，一声不发。
1962年2月，刘思齐与杨茂之完婚。长子取名“杨小英”，小字里藏着未尽的思念。新生活并未冲淡旧情，她把毛岸英的老式收音机锁进柜子，每年擦拭一次，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清晨的国际新闻。
2003年，上海汾阳路毛泽东旧居向社会开放。刘思齐参观后致电馆长，“屋子里少了点温度。”想了几天，她决定捐出那台收音机。“它跟了我半辈子，也该回到主人曾经的地方。”电话那头一阵沉默，随后传来哽咽的“谢谢”。
2006年12月8日，北京，毛家菜馆。刘思齐双手捧着盖红布的木箱，步伐缓慢。器物不大，却似千斤重。她对白发理了理情绪，“这是岸英唯一的遗物，请务必替他安顿好。”工作人员接过木箱，轻轻点头。红布被揭开，褐色外壳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光泽。收音机静静躺着，与众人低头的神情相互映照。
74岁的刘思齐在角落里默默抹泪。有人劝她坐下，她摇摇头，“他从未真正离开，只是换了个地方听新闻。”话音未落，室内一片寂静，筷箸碰碗的声响也停了。那一刻，众人似乎看见28岁的毛岸英正扣好军装扣子，向妻子郑重敬礼，然后迈步走向遥远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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