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天，松花江面刚刚封冰，齐齐哈尔北满特钢厂的夜班仍旧灯火通明。轧钢车间里，一个三十出头的瘦高个儿蹲在炉口，满头汗水被寒气瞬间凝成白霜。有人递来搪瓷缸，他摆手：“先别顾我，钢水温度还差两度呢！”这位干劲十足的工人叫王白旦。四年后，他的名字会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上，与毛主席并列获得全票。
时间拨到1969年4月。九大会场座无虚席，选举中央委员的票箱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静静摆放。投票结果揭晓，毛泽东、王白旦——两个名字后面同样写着“全票”。消息一经宣布，会场里响起短暂的低声惊叹。对于中央委员来说，这不过是一项程序；对于一名普通炼钢工而言，却意味着从车间直接站到了国家政治舞台中央。
全票，并非偶然。建国初期，党在工业战线反复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铁人”王进喜、“活字典”包起帆等一线典型已经成为时代符号。王白旦的履历同样硬核：1959年入党，1961年当上炼钢班长，1965年攻克“矽砖砌钢口”难题，让炉衬寿命翻倍，烧损率骤降。要知道，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后，类似技术被视为卡脖子工程，他却在“毛巾裹头、鞋底打滑”的炉台上蛮干出来，一下把产量抬了两个台阶。
更有意思的是，王白旦并不是“孤胆英雄”。他在厂里推行“小组竞赛”，还自制了厚纸卡片记录各个班组的出钢温度、化验数据。车间工友回忆：“他兜里揣着小本子，一天跑二十来趟，见缝插针就琢磨流程。”正是这些基层细节，使得中央需要他这样的“活数据”。工人们的铁水里，包含着宏观决策的温度，这才是他站上九大主席台的底气。
九大期间，周总理专门把王白旦介绍给毛主席。主席问：“你多大了？”“三十六。”他回答得干脆。毛主席笑：“年轻，要多干些年，还是钢厂离不开你。”“听主席的。”简单六个字，后来竟成了他反复提起的座右铭。
短短几十天，王白旦一次次旁听政治局会议，又被安排实地考察首都钢铁公司。每到新车间，他不是和领导寒暄，而是逮着工人聊炉况、问出钢。“要是把那股子刨根问底的劲儿用在自我宣传上，早就坐办公室了。”一位陪同干部这样打趣。可他不改老习惯，回到住处立刻记笔记，甚至在北京的床头贴上炼钢流程图。
全票新闻第二天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引来无数来信，有祝贺，也有邀请。有人劝他调到北京工作，他摇头：“我就会炼钢，离开炉口，手就痒。”这句话听上去朴实，却暗含他对自身定位的清醒。
1970年至1975年间，组织考虑培养干部，先后让王白旦兼任齐齐哈尔市副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白天开会，夜里钻车间，很快就累得声音沙哑。有人问值不值，他耸耸肩：“今天不开会，明天生产出事，谁赔？”这种“钢厂味”的官腔，让机关干部哭笑不得，也让基层一线格外服气。
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文件里发现江青曾给王白旦改过名字，理由不过是“写起来好看”。政治风浪里，哪怕一滴水都可能被放大。1978年春天，王白旦被列入审查对象。整整一年，他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情况说明，最终被认定为“无重大问题，保留党籍”。
1980年，组织给出两条路：一是改任省级轻工业厅副厅长，二是回厂。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他选择第二条。厂领导本想留他当顾问，待遇优渥、无须值班。他偏偏要回到最熟悉的高温区域，做一名锅炉工。有人劝：“中央委员蹲炉台，说出去像话吗？”他笑：“炉膛不嫌我，我还怕啥难听话？”
于是，昔日中央委员站到炉前，戴着劣质口罩，三班倒、挂号簿、扳手叮当响。有人统计，两年间他共填了六十多本检修日志，字迹仍旧工整。每逢技术难题，班组第一时间喊“老王来看看”，仿佛多了颗定心丸。
不过，命运并未因此温柔以待。1983年，长子突发疾病去世；1985年，女儿又因车祸离世。双重打击下，王白旦在炉前沉默得更久，有时一晚上只说几句话。工友不忍，帮他调去后勤。他反而摆手：“忙起来，心里不空。”
进入90年代，钢厂设备全面升级，老式锅炉逐步淘汰，王白旦这才卸下工装，转任厂史资料室。“资料室可比前线轻松吧？”有人逗他。他笑了笑：“钢水流过的声音，总在耳朵里。”那年他五十八岁，比法定退休年龄整整早退两年。
晚年生活极其简朴，住厂区老宿舍，楼道终年弥漫着煤烟味。每逢春节，他会被请去给年轻工人讲课。台下嘈杂，他拍拍桌子：“我没啥大道理，就一句——钢化不好，别投产。”一句话，说得质朴，却让新工人记一辈子。
2003年春，王白旦因肝癌离世，享年七十岁。追悼会并不隆重，但炉台兄弟自发抬来了他生前用过的风镐，把手柄竖在灵堂门口。有人提议写挽联，未免落俗。最终，大家把当年九大代表证复印贴在遗像旁，底下写了八个字：“工人委员，归于炉火。”
如果说那张全票选票曾把他推上海拔最高的位置，那么后来重回锅炉工的选择，则在更质朴的意义上回应了“人民代表”四个字。三十多年炉温烘焙，他的故事告诉人们：政治荣誉可以加冕一时，真正难得的，是在钢花熄灭后仍守住那颗热得发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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