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政治应当脱钩吗?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曾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肩而行,并在去年7月向其展示了世俱杯奖杯。这种场面清晰地昭示了一个事实:世界杯从来不只是足球。对于唐纳德·特朗普而言,他毕生都在通过霸凌他人来扩张权力,直至遭遇真正持久的抵抗。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盛事,世界杯不仅能为东道国政府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更是一种极具分量的政治资本。因此,这项赛事长期以来都被视作政治表达与施压的平台。在欧洲,针对那些严重滥用权力的政府所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公民社会团体及政界领袖已多次展开关于抵制的深度讨论。
在权衡是否发起抵制时,我们必须直面四个核心问题。首先是原则与现实层面的考量:他国的人权遭侵害,是否值得外部观察者发声关切?第二:特朗普政府对权力的滥用,是否已达到足以证明这种关切正当化的程度?第三:是否有证据表明,外部压力能够产生实际影响?最后:为什么偏偏选择世界杯?
讽刺的是,关于“干涉”的正当性,总统特朗普本人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他曾多次公开谴责他国的权力滥用行为,受指责的国家涵盖伊朗、古巴以及委内瑞拉。他曾痛斥那些针对示威者的“无意义杀戮”,并敦促相关国家民众“记录下杀人犯和施暴者的名单”,声称这些人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尽管特朗普偏爱的“武力促人权”模式极具争议,但他所展现的原则逻辑却十分清晰:一个政府如何对待本国国民,不仅是内政,更是国际社会正当关切的议题。 顺带一提,这一原则早已深深植根于国际法之中,并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特朗普治理下,美国是否值得这种“特殊关注”?
答案是肯定的。
特朗普总统已下令联邦力量强行介入那些由反对党市长领导的美国城市。他动用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警力,而该机构目前正面临系统性侵犯人权的指控,且证据确凿。这些指控涉及非法杀戮、任意逮捕、虐待被拘留者以及其他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受害者大多是移民及非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美国公民。
即便是那些身份合法的避难申请者甚至已获认可的难民,也未能幸免。他们遭到搜捕,被迫与家人分离,并被关进拘留所,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指向了冷酷的驱逐出境。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正在刻意营造一种“违法不究”的社会氛围。特朗普曾公开将索马里裔美国人形容为“垃圾”,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不欢迎他们留在美国。而他的首席移民政策意识形态专家、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史蒂芬·米勒则宣称,“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而且仅仅是美国人的美国”。这种带有强烈排外色彩的代码化语言,令每一个身处美国的少数族裔移民感到脊背发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移民群体——无论其法律身份如何——都收到了一个极其明确且危险的信号:他们已沦为可以被随意捕猎的“非法之徒”。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来自其他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压力,真的能动摇这位总统的意志吗?
证据表明,这是可能的。回顾唐纳德·特朗普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始终表现出一种欺软怕硬的特质:不断霸凌对手,直到撞上坚硬的南墙。他曾突发奇想试图“买下”格陵兰岛,但在欧洲国家统一战线的坚决反对下,他最终选择了狼狈撤退。
就在最近,由于曝出严重的体制性权力滥用丑闻,意志坚定的民主党人以及部分共和党议员联手施压,迫使政府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上级部门——国土安全部——仅能采取临时性的预算方案。
特朗普总统还表现出对世界杯极高的关注度,他显然将这届赛事视作个人外交领域的“奖杯”。美国国会议员们也极度看重举办赛事为各自选区带来的关注度与经济效益。因此,如果明确将抵制在美国举行的比赛与反对权力滥用挂钩,将释放出一个既强大又精准的信号。
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呼吁抵制共同主办国加拿大或墨西哥。这是一次精准的博弈:欧洲各国政府应当表明立场,只要美国的权力滥用行为仍在继续,他们就不会在政治或物资上支持本国球队赴美参赛。
毕竟,政府在世界杯的资金拨备与合法性背书方面拥有巨大影响力,缺乏这些支持,赛事将难以为继。各国家足球协会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深刻理解当前局势背后所承载的人权分量。
最后,总有人老调重弹,主张“体育无关政治”。但事实上,恰恰是国际足联本身让这种切割变得不可能。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曾公开拥护特朗普,两人共同现身白宫;去年12月,他甚至向特朗普颁发了新设立的“国际足联和平奖”。
这种做法直接将世界杯赛事与“特朗普”这一政治品牌进行了深度捆绑。 既然体育可以被用来为特定政权赋予合法性,那么它也理应被用来追究其责任。
在这个语境下,沉默绝不代表中立。抵制在美国举行的比赛并非为了惩罚美国人民,而是为了表达对那些受害者的团结支持。那些自诩为“人权捍卫者”的政府应当证明自己——不是通过空洞的修辞,而是通过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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