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书桌灯光如豆。翻阅文件的周恩来忽闻秘书低声禀报，骤然抬头，脱口而出：“他死了？为何不早说！”沉重的叱责回荡在廊厅，几十年风雨相交的敬重与惋惜，一时压得人透不过气。消息的主人，正是久享“盖派武生”盛名的京剧大师盖叫天。
要追溯二人殊缘，得把时间拨回到光绪十三年。那年冬天，河北高阳县西演村的张英杰指尖冻得通红，却要拖着木犁在田埂上走。他排行第五，小名“老洞”，因为皮肤黝黑，又被唤作“老黑”。灾年频仍，穷苦人家留不住孩子，他被送进了天津“隆庆和”科班。年仅八岁，握刀练枪，晨昏鞭影如雨，胳膊腿上紫痕累累，他却乐在其中。师父略一指点，他能一口气翻出八连跟头。旧戏迷见了，窃窃私语：这孩子有点像“小叫天”谭鑫培。少年人不服，干脆自命“盖叫天”——立下“将来要盖过叫天”的誓言。
身手成名靠的是江湖惨烈。1904年，16岁的盖叫天已在沪、杭、汉口连演数月，剑舞如风。当朝“清廷供奉”诏令抵至，他淡淡谢绝：“演戏当为百姓。”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劝进之口。拒绝权贵的冠冕，代价是舞台封杀。上海几家戏院联手，九年不请他唱。他宁可辗转南昌、开封，也不低头。
苦熬之际，1933年的大舞台意外酿成断腿之灾。他替同台演员闪身，被真椅角击中右腿，接骨错位，再断再接。养伤期间，好友调侃：“盖爷，您也是血肉之躯。”他躺在竹榻上闷笑：“武松掉水里也要上岸，我怎能一瘸到底？”
七七事变后，沪上烽火。日本宪兵强逼梨园名伶为“大东亚共荣”唱彩头，《铁公鸡》的海报没打招呼就印上他的名字。演出当晚，全场痴等头牌，帷幕却迟迟不启。盖叫天带着家小躲到郊外，借着秋雨钓鱼，连渔翁都说“这位老哥心真大”。第二天宪兵上门兴师问罪，他抬起曾折的右腿轻轻一拍：“断骨难折腰。”几句“目不识丁”“家中不订报”把日军支得无话可说。
1943年，他不为权贵唱，却为难民开粥厂、办义演。上海滩名伶云集，《大名府·一箭仇》一票难求，他分文不取，只要后台多备几桶粥。“生计不同，义气同在”，连坐镇重庆的杜月笙听说后也只有摇头苦笑。
1949年春，北平尚战烟未散，新中国的天光已破晓。周恩来在西柏坡向夏衍交代：“到上海先访几位老先生，梅兰芳、周信芳，还有盖叫天，务必请他们安心北归或留沪。”同年秋，三个名字的职务尘埃落定：梅兰芳主政中国京剧院，周信芳领衔上海京剧院，盖叫天则落子杭州，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老先生闻讯，拍拍膝盖笑道：“好，南北各自上台，唱给百姓听。”
1956年春，盖叫天七十华诞，上海延安剧场高朋满座。梅兰芳特地献上墨宝，周信芳、俞振飞、田汉皆到场，天马制片厂放映《武松》《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片段。台下掌声如浪，台上老生长揖致谢：“生我者父母，扶我者共产党。”不擅言辞的老人，此刻有些哽咽。
1957年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抵杭。盖叫天闻讯，自请登台。礼宾处婉拒，他顿生郁色。周恩来面带歉意地解释：“今日请您同我作陪，并非不让您亮相，而是要让英雄与英雄对话。”老人会心，最终在《打店》里亮了十分钟身段，剑花一绽，台下掌声雷动，伏罗希洛夫惊叹连连。
进入六十年代，形势转折。饥荒期间，周恩来特批给这位“国宝”每月配发蛋奶，嘱托文化部“务必让盖老吃得上肉”。即便如此，82岁的盖叫天仍旧在寒舍里为后辈改戏改腔。1970年1月16日，他因高烧医治不及，静静辞世。家人顾虑动荡，不敢声张，只低调择处安葬，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未立。
两年多后，国务院例行办公。一份报刊材料被呈到总理面前，上书“盖叫天逝世周年祭”。周恩来骤然紧握纸页，声音陡高：“他何时去世？为何没人告诉我？”廊外人闻之皆默。总理旋即批示浙江方面，为盖老移柩安放，建纪念所，纂集唱腔资料，编写《盖派技艺谱》。1978年9月，伴着潮湿的江南秋风，盖老的骨灰安入杭州龙坞紫云山麓，锣鼓声中，《武松》《一箭仇》再度响起，盖派绝技得以传承。
世人评盖叫天，多用“侠骨”二字。他能在余震不断的旧时代挺起腰杆，也能在新中国再起板眼。周恩来的那声质问，并非责备，而是对良知与风骨的惋惜——失去这样一位以身殉艺、心系苍生的老艺人，实在可惜。历史长卷里，那一声“他死了，为什么瞒着我”，至今仍回荡在耳畔，提醒后来者铭记曾经在聚光灯下舞出万千豪情的盖派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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