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4日凌晨，浙江省军区作战值班室电话铃急促响起，一份加急电报自北京飞抵杭州——“中央文件，立即学习，层层落实”。接线参谋提着公文包敲开司令办公室门，熊应堂翻阅数分钟，沉默地把电报折起锁进抽屉，只留下一句：“先别动，等等看。”从这一刻起，隐患埋下。
有意思的是，熊应堂原本以雷厉风行闻名。追溯到1928年，他还是个身高不及枪长的小裁缝。招兵处嫌他太矮，他硬是一路跟着部队跑了五天，捡柴挑水、不肯离队，才被破例留下。年轻气盛，却有股子倔劲。
1935年，他随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在抗日军政大学补习文化与战术。那段日子让一个“木匠、剃头匠”摇身变成合格指挥员。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一支队老一团团长。皖南事变时，他顶着炮火突围，收拢三百余散兵，一口气走出敌军封锁。有人问他当时怎么想，他脱口而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把番号丢了。”这句豪言在部队里流传许久。
解放战争时期，他调入华东野战军。莱芜、孟良崮、淮海一路厮杀，声望水涨船高。1949年4月20日晚八点，他率先登船横渡长江。对岸敌堡火光乱窜，他站在船头，湿透的军衣紧贴在背上，身旁警卫紧张地说：“炮火太猛，司令，蹲下！”熊应堂只是摆手：“船挤，蹲不下。”一句轻描淡写，却让随船记者记了满满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他留任华东军区，1961年调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同年，浙江地方派性渐显，干部群体关系复杂。熊应堂在军地之间打圆场，表面上波澜不兴，实则步步惊心。
转折点是“九一三”事件。中央要求各地迅速传达批林文件，稳定军心。全国铺开学习热潮，连边远连队都夜以继日开大会。然而杭州却异常平静，广播里依旧是天气预报和越剧选段。原因正是熊应堂的“留中不发”。他担心浙江当时派性对立，一旦公开文件，极端情绪或许立即点燃。于是，他决定先观察，待中央下进一步指示。此举在某些属下看来是“稳”，在中央看来就是“抗命”。
1972年3月，周恩来在北京召集浙江工作会议，话音低沉却句句铿锵：“中央文件必须直达基层，不得拖延。”与会同志纷纷发言，批评声此起彼伏，熊应堂低头未辩。一周后，免职令下达，他被取消一切职务，交由组织审查。此后，他闲居上海寓所，圈子里称他“退场的少将”。
如果说政治挫折尚能承受，家庭打击则更加沉重。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双胞胎儿子步入青春期，父亲忙，母亲管不住，两兄弟在杭州、上海间结识一群社会青年。到1980年，他们已是地方“名角儿”，涉赌、涉斗、抢劫样样上手。1983年全国“严打”风声震天，两人被警方抓捕。案卷厚如砖，罪名触目惊心。军事法院判决死刑。有人暗示老将军出面求情，他只是摇头：“国法面前，没有少将的儿子。”
同年冬天，行刑通知送到，熊应堂在窗口呆坐许久，随后让警卫把通知收起，再没提半字。知情干部感叹：“开国功勋，最终也只能向法律低头。”严打风暴席卷全国，双胞胎事件成为军中子弟以身试法的教材。
卸任后的熊应堂没有再涉足政治。偶尔有战友探望，他也只谈当年战场。“孟良崮那一阵子，我把主攻方向改到山腰，差点被按‘违抗命令’处理，后面才知道多绕一公里救了整连兵力……”谈起硝烟，他精神抖擞；说到现实，他轻声一句：“时代不同喽。”
1996年2月10日，他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85岁。悼念厅里，花圈不多，挽联却写得诚恳——“战功卓著，谨记教训”。当年的“留中不发”仍被军事史研究者当作反面教材，文件传达制度也因那次教训进一步细化：接收后三小时内必须报中央办公厅备案，二十四小时内下达至营连级；任何个人不得以地方情况为由拖延。
不得不说，熊应堂的一生浓缩了军人荣光与政治风险。枪林弹雨里，他敢冲锋；庙堂决策时，他的迟疑却酿成严重后果。个人功绩、组织原则、法纪权威，这三者在他身上曾交织、冲突，最终给后人留下了值得三思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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