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个傍晚，西山上刚露出第一抹暮色，灯光已在中南海点亮。刚满五十一岁的郑洞国提着一只旧式皮箱，走进怀仁堂边的小院。他被请来赴宴，主人是毛泽东。对这位曾领兵数万、又在长春战役中败下阵来的人来说，这顿饭意味复杂：既像“朝圣”，又像交卷。
落座后，湖南方言先打破拘谨。毛泽东端着茶碗半开玩笑：“哎呀，’洞国’这个名字，响得很！”一句家乡口音，让从湘西走出的郑洞国放松了肩膀。茶烟氤氲中，毛泽东亲手划燃火柴为他点烟的动作，更像是一道无声信号：过去的烽火算旧账，今后大家同在新座标。
菜上到第三道，全聚德的烤鸭刚摆上桌，谈话便从病情、家事转到往事。郑洞国记得太清楚——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长春已是风声凄紧，城里断炊断粮。正是那天夜里，他给南京拍出“誓死一战”的电报，然后听见楼下的空枪声，才猛然醒悟“气节”并不能拯救部下。天亮后，他成了解放军的俘虏。那一夜的茫然，如今看来像另一世。
毛泽东并未去追问当年的托大与迟疑，他更关心的是人心的转折：“你在哈尔滨整两年，感觉如何？”郑洞国坦言，最深的冲击是课堂上那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让他意识到个人恩怨在时代面前渺小得很。可他仍有困惑——马列主义里庞杂的概念常常读来似懂非懂。恰在此刻，他抬头真诚发问：“主席，您当年是怎么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
屋子里安静了一秒。毛泽东手指轻敲茶碗边缘，笑着摇头：“我啊，也不是一口气看懂的。”接着，他提到一九二〇年在长沙新民学会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图书馆职员，不敢妄称“革命者”。后来到安源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学生腔”“先生派”全搁不下身段，工友瞅着他就隔着一层雾。毛泽东放慢语速：“真正的门槛不是书上的字，是立场。坐在工棚里听矿工骂苦，那一声一声像铁锤。等心里站到他们那一边，再翻书，字就活了。”
郑洞国默默点头。此时的他已非昔日“新七军”总司令，而是水利部参事、全国人大代表，却依旧在找向前与向内的方向。毛泽东没有讲大话，只劝他多跑基层，“同农民坐一炕，同伢子耍一把土，”如此再读原著，必有别样滋味。
杯子换了一轮，小院里虫鸣渐盛。叶剑英插言说，郑将军早年在滇南、川西打过不少硬仗，懂山水脉络，如今水利部正缺懂工程、懂部队的人；贺龙放下筷，补一句：“坝的事、河的事，都是大事。”郑洞国没有推辞，表态愿听国家安排，只提及一个小小要求：让他那二百多名原部属能回乡务农。毛泽东当即答复：“可以。”
许多史料都把那顿饭写得隆重，其实场面并不铺张：四菜一汤，外加花卷。真正的分量在言谈里。无论文职、武职，新人旧识，大家绕不过的问题是如何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一九五零年春，郑洞国在哈尔滨干部学校第一次听到“完整的军队政治工作体系”讲座时曾私下嘀咕：“这不是我在缅北练山地战所缺的吗？”那声嘀咕，如今被毛泽东的解释串成了线——立场，是方法之母。
席散，毛泽东把郑洞国送到院门口。夜风带着桂香。老将军后来回忆，走出照壁听见一句轻声叮嘱：“路在脚下，多走一走就清楚了。”不见鞭策，却隐含期待。
接下来的十年，郑洞国频繁出现在政协礼堂、民革会议室和黄埔同学会旧照中。他主持水利工程专家座谈，跑过山西沁河，也跑过贵州乌江，给基层水利员讲隧洞爆破经验。遇到台湾来的旧部，他端着搪瓷杯，劝对方到大陆看看。有人担忧，问他安危，他摆手：“那场长春围困，我还能捡条命，如今还有什么可怕？”
一九七九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洞国在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为按语画押；又在八十年代数次致函台北，劝昔日战友“各为其志易，为民族合”。这些信件后来收入《郑洞国文集》第三卷，篇幅不长，却常见一词——“共同”。或许，那顿烤鸭宴上听来的“拜人民为师”，在他心里生了根。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一点十五分，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灯光未灭。护士记录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断断续续提到“湖南老家稻谷收成不错”。彼时距离那场晚宴，已过去三十七年。历史的年轮继续向前，而关于读书与立场的对话，仍被视作一段别有深意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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