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支部队,它的身世极度离奇:它明明是刘邓大军(中原野战军)的亲生骨肉,刚出生九天就被“过继”给了陈粟大军(华东野战军);它拿着最差的装备起家,却在别人的地盘上练就了一身“土豪”装备和凶悍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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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后来的第二野战军第17军。

1947年8月1日,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绝密战略,冀鲁豫军区把原本分散的地方武装——第1、7、10军分区,硬凑在一起,组建了第11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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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11纵是个什么成色?

说难听点,就是个“草台班子”。

全纵队14000多人,手里拿的是老套筒、汉阳造,子弹金贵得要命,重武器更是想都别想。

司令员王秉璋和政委张霖之接手的就是这么个摊子。

更绝的是,部队刚成立9天,刘邓主力12万人马就跨过黄河,直插大别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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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纵被留在了黄河边。

这时候,中央的一纸电令下来了:11纵暂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这背后的战略意图非常冷酷且高明:刘邓主力走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发疯一样围追堵截。

必须有人在内线制造动静,伪装成主力,把敌人的视线吸引过来。

说白了,11纵就是那个挂在钩上的“诱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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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能想象那种压力吗?主力走了,自己不仅没大腿抱,还得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敲锣打鼓,大喊“我在这里”。

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

就是在这种随时准备牺牲的环境下,11纵开启了它的“华野留学”生涯。

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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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环境改变命运,这话放在11纵身上太贴切了。

华东野战军的作战风格是什么?

在粟裕的指挥下,华野打的都是大兵团作战,动不动就是围歼战、攻坚战。

11纵这个“插班生”,一开始很不适应。

起初,11纵还是沿用老一套游击战术,在鲁西南兜圈子。

但华野的指挥部不养闲人,也不养怂人。

在华野西兵团,11纵跟着老大哥们(特别是华野10纵)混,耳濡目染的全是硬碰硬的本事。

转折点发生在1948年的豫东战役。

那是一场绞肉机般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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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敌,11纵没有退路,他们在阵地上死扛了两天两夜。

这一仗,11纵虽然伤亡惨重,但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挡住国民党的主力兵团了!

在济南战役中,11纵配合华野主力攻克济南,活捉了王耀武。

再到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1纵在碾庄围攻黄百韬,直接把炮火推到了徐州机场的眼皮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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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11纵,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拿着土枪的“草台班子”了。

通过不断的缴获,他们换上了全套的美式装备,甚至拥有了当时解放军中罕见的重炮群。

兵力也扩充到了15000多人。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长期在华野作战,11纵无论是战术动作、指挥风格,还是部队气质,都完全“华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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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后来他们回归中野时,闹出了不少误会。

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中野在双堆集包围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兵团。

黄维兵团那是块硬骨头,全副美械,还有坦克和火焰喷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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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黄维的“铁桶阵”,中野确实有点啃不动。

关键时刻,华野把“借”走一年多的11纵还回来了。

当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战地检阅这支归建的部队时,眼睛都亮了。

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地方武装?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汤姆冲锋枪,士兵们钢盔锃亮,甚至还拖着一门门大口径榴弹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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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装备水平,直接碾压了中野所有的主力纵队。

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由11纵司令员王秉璋统一指挥中野9纵、4纵13旅以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担任主攻任务。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指挥架构。

要知道,中野4纵、9纵那是老资格的主力,也就是所谓的“学长”。

现在让一个刚回来的“插班生”当指挥官,这在讲究资历的军队里简直不可思议。

但这恰恰证明了11纵当时的战斗力已经强悍到了无可争议的地步。

当时黄维兵团依托村落构筑了密集的子母堡和环形防御工事,火力网没有死角。

王秉璋是工兵出身,也是个战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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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纵的战士们像地鼠一样,连夜挖掘交通壕。

这些壕沟不是乱挖的,而是呈“之”字形向敌军阵地延伸。

这有什么用?太有用了!

第一,最大限度减少了冲锋路上的伤亡。

这二,把重机枪和平射炮直接推到敌人鼻子底下开火。

第三,也是最狠的,战士们可以在战壕里把成捆的炸药包扔进敌人的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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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被打懵了。

他们引以为傲的火力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解放军像蟒蛇缠身一样,一步步勒紧脖子。

12月1日,总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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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异常惨烈,32旅97团的连长姬长水,一个15岁参军的老兵,带着突击队冲锋,在22岁的年纪壮烈牺牲。

那个不可一世的黄维,企图乘坦克逃跑,结果因为坦克故障,被11纵的战士当场俘获。

这一仗,11纵一战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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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结束后,1949年2月,全军整编,11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军,隶属第二野战军(二野)。

王秉璋任军长,张霖之任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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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支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一路横扫,进军大西南,参加了成都战役、西昌战役。

1951年,他们又作为主力进军西藏,在昌都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令人唏嘘的是,这支部队的番号存在时间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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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为了适应新的国防建设需求,第17军番号被撤销。

军部并入了西南军区,下辖的三个师被分散编入了其他单位或地方军分区。

从1947年成立到1952年撤销,满打满算不到5年。

它像一颗流星,划过解放战争的夜空,短暂却极其耀眼。

虽然番号没了,但17军(11纵)留下的遗产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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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人才。

军长王秉璋后来成为了开国中将,担任过空军第一副司令员,是中国空军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政委张霖之建国后转战政坛,担任过煤炭工业部部长,是新中国能源工业的功臣。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战术思想的传承。

王秉璋在双堆集运用的“近迫作业”战术,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就在新四军第四师推广过。

当时记录整理这套战术讲座的,是后来的军委副主席张震。

张震曾评价这套战术是“战术上之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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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重武器的年代,如何攻克敌人的现代化堡垒?11纵给出了标准答案:用土工作业抵消火力优势,用精确爆破解决坚固工事。

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战术思想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