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光字片那几条冻得裂口的土路上，只剩下一盏昏黄的灯泡，照着六七个小伙子提着网兜饭盒，里头装着自家炸的肉丸、酸菜馅饺子，一路小跑。他们不是去拜年，更像是去“补作业”——补心里那份没着落的踏实感。目的地是曲秀贞家，一间墙皮斑驳的苏联式老楼，楼道里飘着淡淡的酱油味。年年如此，比春晚还准时。
曲秀贞是谁？按档案，退休前是酱油厂书记，履历写着“抗战时期参加地方工作”。可落在六君子眼里，她更像一位“拿了枪杆子又放下枪杆子”的老太太，知道他们最怕的不是穷，而是没人拿正眼看他们。她住的那栋楼没有警卫员，连门铃都是坏的，敲门得用拳头。这种“破”，反而成了通行证；要是换成郝省长家那扇带铜把手的铁门，估计秉昆连门口都不敢多站一秒。
对比起来，郝家完全是另一套秩序。周志刚拎着两包好烟想进门，被金主任一句“老周你太客气了”客气到西伯利亚。那层客气像玻璃罩，看着透亮，其实一敲就碎。马守常不一样，堂堂省长，冬天在楼道口蹲着吃烤红薯，烟灰直接弹进雪堆里，跟秉昆唠的却是“你家烟囱得修了，不然郑娟坐月子要呛出肺病”。他越不拿身份当回事，孩子们越把身份当回事——原来“大官”也可以长冻疮，也会把红薯烤糊。
曲秀贞最动人之处，是她把“护犊子”变成了制度。秉昆出事那几年，厂里要开除他，老太太拍桌子：“开除？他是我曲秀贞的夜校学生！”一句话，硬是把档案摁在了劳资科抽屉最底层。她没动用权力，只是用了“资历”——那代人特有的声望，像一块老姜，辣，但能治寒。后来郑娟推着瘫痪的周母去探监，曲秀贞每月托人带一包奶粉，奶粉袋子里夹着纸条：“别哭，哭了奶水少。”字迹歪歪扭扭，是老太太右手被弹片伤过，一直不太灵便。
说到底，六君子年年往那间老楼钻，不是为了吃红烧肉，也不是为了听革命故事。他们是在找一块“秤砣”。社会的天平晃得厉害，他们那点自尊轻飘飘的，得找个东西压着。曲秀贞用一碗肉、一顿骂、一本翻烂的英语书，给了他们最实在的砝码——原来人可以穷，可以没背景，但不能没骨头；原来“被看见”不是恩赐，而是靠站着别趴下。
老太太去世那年，秉昆在监狱里收到一包晒干的槐花。狱警说是家属送的，他没哭，只是把槐花一粒粒数完，第二天开始在劳改队的黑板报上抄《牛津词典》单词。后来出狱，他第一件事是带着郑娟去老楼，门上的春联已经褪色，只有“忠厚传家”四个字还认得出轮廓。秉昆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敲门，把兜里攒的奶糖放在脚垫上——他知道，曲秀贞生前最烦别人送礼，但奶糖没关系，老太太爱吃甜的，只是总舍不得买贵的。
那一刻才懂，所谓“精神母子”，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老太太用革命剩下的余热，焐热了几个底层青年的骨头；而他们用年年大年初三的“报到”，让一位老革命在退休后的孤独里，听见了自己当年冲锋号声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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