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天的一个黄昏，上海法租界一条巷子口，有人悄声议论：“赵丹，可能凶多吉少了。”街灯刚亮，风很冷，消息却像火一样蔓延开去。对影迷而言，那只是一个遥远大明星的命运起落；对一个年轻女人而言，却意味着整个人生被迫改道。这个女人，就是后来被人称作“上海玫瑰”的叶露茜。
有意思的是，她的一生看上去像爱情小说，又远比小说残酷。战争、牢狱、生死误传、辗转改嫁，夹杂着九个子女的成长与成才，牵连着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的风云变幻。细细捋清时间线，会发现她并不是只靠“嫁得好”的幸运儿，而是在每个关键节点，做出艰难而清醒的选择。
从少女时期被称为“玫瑰”，到中年在剧院和机关奔波，再到老年仍守在教学和托儿所一线，她几乎用整个人生回答了一个看似老掉牙的问题：在那个烽火连天、制度剧烈变动的年代，女人如何在家庭、爱情、事业之间不至于完全失控。
一、富家千金走进“银幕梦”
1917年前后，上海已经是远东一座颇有气派的大都市。就在这个年代，叶家迎来了一个女儿。家境殷实，文化氛围很浓，书架上有中英文书报，客厅里常常谈文论艺，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上海并不算极少数，却足以为一个女孩打下不一样的起点。
少年时期的叶露茜，上的是条件不错的学校。到十七岁那年，她进入南洋高级商业学校读书。那是1934年前后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上海租界纸醉金迷，电影业风生水起。校园里流行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还有新式体育和舶来的电影明星。
她长相出众，气质又好，很快成了同学口中的校花。因为出自上海，又兼具时髦与秀气，不少人背地里叫她“上海玫瑰”。这称呼听上去有点夸张，却并不是空穴来风。她不仅长得好看，运动也在行，滑冰、篮球都玩得明白；书念得不差，外语也能听懂两句，比起那时多数只求“嫁个好人家”的女学生，她的路明显宽得多。
更要紧的是，她从小耳濡目染，对戏剧和表演格外有兴趣。课余时间，她会跑去参加业余剧团的排练，自觉不自觉地就走进了当时新兴的“舞台世界”。对那个年代的很多少女而言，银幕和舞台是遥不可及的梦；对她来说，这个梦似乎伸手就能摸到一点边。
时代给她准备的“媒人”，是当时红遍全国的电影明星赵丹。三十年代中期，《琵琶春怨》等影片让这位年轻演员一跃成为“全民偶像”。在新闻照片里，他眉眼分明，气质俊朗，一身西装，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标杆。
1930年代中后期，赵丹受邀去各地学校指导业余剧社。一次机缘，他走进南洋高级商业学校，为学生讲课、排戏。台上的他侃侃而谈，分析角色、讲解动作，既有明星光环，又有专业素养，引得台下年轻学生心潮起伏。
叶露茜坐在下面，明知道自己并不逊色，却在那一刻很自然地产生了距离感。对她而言，那是“银幕上的人”，是挂在电影院门口大幅海报上的身影。她强压着心里的悸动，只在排练时格外认真，生怕被偶像看出一丝失态。
偏偏，命运就在这时下了笔。赵丹注意到了这个表演基础扎实、气质明亮的女孩。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两个同样钟情艺术、又都活在上海现代都市氛围中的年轻人，很快产生了共鸣。此后，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从排练讨论到谈戏剧、谈现实社会，感情也在其中悄然生根。
1936年前后，全国局势表面上还有一线安稳，暗地里却已经山雨欲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人在杭州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现场有多对新人同时举行仪式，赵丹与叶露茜，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那一对。新郎意气风发，新娘端庄清丽，结婚照片里，两人笑得很真。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场看上去像偶像剧大结局的婚礼，只是风暴前的短暂宁静。
婚后不久，赵丹电影事业一路上升，经常在摄影棚和舞台之间奔忙。叶露茜则退到家庭，把精力放在丈夫和新生的孩子身上。1937年前，她已经为赵丹生下大女儿赵青。若不是那年的卢沟桥枪声，这一家人很可能会沿着“丈夫在外拍戏、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轨道，顺顺当当走下去。
现实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一、战火与牢门：第一次人生崩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很快卷入战火，淞沪会战打得惨烈，城市一夜之间从繁华之都变成焦土前线。赵丹等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投入到抗日宣传与演出中。
这时的叶露茜，做出了一个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她把年幼的赵青托付给母亲，从相对安全的家中走出来，跟随丈夫离开上海，辗转内地参加抗日话剧巡演。那是实打实的颠沛流离：路况差、补给紧张，剧团成员常常睡草棚、住学校教室，沿途还要应对轰炸和封锁。
对她来说，这段岁月有苦也有甜。苦的是物质条件急转直下，甜的是夫妻同心，一起在艰难环境中坚持艺术与信念。1937到1939年间，他们一路向西，从华东到西北，最后抵达当时由盛世才控制的新疆。沿途演出抗日话剧，宣传民族团结，既是文艺事业，也是政治任务。
在新疆期间，叶露茜又生下一个儿子。小家庭在风雪边疆里多了一份生气。赵丹则希望不只停留在巡演层面，他提出要在新疆继续演出，还想争取机会赴莫斯科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对三十年代受过新式教育的演员而言，这几乎是梦想中的“最高学府”。
叶露茜照例支持他，替他收拾行囊，叮嘱路上小心。她心想，等他学习归来，事业更上层楼，一家人再聚，那该多好。
命运偏偏在这一步狠狠翻了桌。
当时，新疆军政大权落在盛世才手中。这位军阀早年曾有进步姿态，后来政治立场急剧转向，内心极度敏感。赵丹等人演出的抗日剧里，自然少不了对汉奸、卖国者的鞭挞。盛世才看了戏，竟认定剧中汉奸影射自己，恼羞成怒，命人将赵丹等进步演员逮捕入狱。
消息传到叶露茜耳中，她几乎是当场发懵。丈夫前脚还在谋划未来，后脚就消失在阴暗的牢门里。她抱着刚会翻身的孩子，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救人。她奔走打听消息，托人求情，哪怕心里明白，以一介弱女子的力量，根本撼动不了握有军政实权的盛世才。
值得一提的是，盛世才的处置方式很“特别”：把几位演员关进监狱，却没有把他们的家属一并扣押，反而安排专车把妻儿送离新疆，同时下令不许再入境。表面上像是“宽大处理”，实则是干脆利落地切断了后路。
就这样，叶露茜带着年幼的孩子，被迫离开新疆。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之后一年、两年、三年，她在内地颠沛谋生，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听赵丹的消息。对外人来说，她只是一个为生计奔波的母亲；对她自己来说，那几年每一天都有一种煎熬——人还在，就有希望，苦一点、穷一点都无所谓，关键是“活着回来”。
转折点出现在1943年。这一年，新疆方面传出消息：赵丹等“政治犯”被枪决。对于当时交通通讯极度不畅、信息严重依赖单一渠道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消息很少有人质疑。叶露茜听到时，整个人像被抽空。
那是她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曾在集体婚礼上说要与她白头偕老的人。现在，有人告诉她，枪已经响了，人已经倒下。她一度萌生了随之而去的念头，但两个孩子无辜，她终究没能迈出那一步。短暂的崩溃之后，她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为生存打算。
在这个阶段，她结识了同样从事文艺工作的杜宣。两人在动荡岁月里互相扶持，相知相守，感情逐渐加深。从现实角度看，女性在战争背景下失去“经济支柱”，再婚是非常普遍且合理的选择。从情感角度看，她对赵丹并未忘怀，只是被迫把这段感情折叠、封存。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多少带着一种残酷的黑色幽默。
二、死而复生与“不能再毁一个家”的抉择
盛世才的政治风向变化多端。1942年前后，他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张，1943年以后进一步失势。随着局势逆转，一批被关押在新疆的进步人士迎来转机。赵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释放，历经波折离开新疆，终于在战时中国复杂的交通线上辗转回到内地。
这一切，从叶露茜的角度看，是完全意料之外的。她得到的是“死讯”，现实却是“死而复生”。等赵丹找到她时，已经是分别五年之后。五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足以让太多关系变形甚至断裂。
有一天，门被推开，他站在她面前，瘦了，黑了，眼神却还像以前那样炽热。他唤她“小叶”，声音发颤，一遍又一遍。这样的场面，并不难想象：有人泣不成声，有人目光闪躲，有人不知道该拥抱还是后退。
叶露茜心里当然翻江倒海。日夜思念的人忽然从“坟墓传说”里走出来，谁能不激动？问题是，她的现实，已经和五年前完全不同。身边有新的丈夫，家里有新的孩子，她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尚未出生的小生命。
试想一下，当赵丹试图拥抱她时，她下意识转身，手扶着腹部，那是一种极复杂的动作。既有本能的保护，也有对现实的提醒。她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抽身、在两个家庭间自由来去的人。
赵丹的恳求，可以想见：“跟我走，好不好？”对他而言，这不过是把已经被命运打断的婚姻重新接上。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初心，也没有在外另组家庭，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有理由重新开始。
遗憾的是，时间不会倒流，社会评价也很现实。如果她那时抛下杜宣，重新回到赵丹身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腹中的孩子扼杀在摇篮里，也意味着让杜宣面对骤然破碎的家庭。她可以不顾自己的名声，却很难接受让无辜者承受全部代价。
“一个家庭已经被破坏了，不能再破坏第二个。”这句话，后来被多次引用。听上去像是理性判断，背后却有很深的情感挣扎。她既不愿否认与赵丹的过去，也不敢轻易将眼前这几条性命踩在脚下。如果把她的选择简单解释为“善良”或“传统道德”，多少有些肤浅。更准确一点说，这是一个成年人在残酷时代里做出的权衡：感情可以撕裂，孩子的命、生活的秩序，却不能轻言摧毁。
作出决定之后，她很干脆。既然不能回头，就要彻底斩断旧情，不给双方留出无尽纠缠的空间。她和赵丹分道扬镳，从此人生轨迹完全分开。赵丹后来另娶，也有新的子女，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中继续发光发热。而叶露茜，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和杜宣共同经营的大家庭，以及自己的文化工作之中。
从1943年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五六十年代，这一段时间，是她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不再是年轻明星妻子，而是一个多子女之母，一个基层文化干部，一个在风雨年代中尽力保持理智和尊严的女性。
三、九个孩子与一个“大家庭课堂”
说起叶露茜，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是她“子女九人皆成才”。这种说法听上去像宣传口号，但翻看具体经历，会发现她确实在教育子女这件事上花了极大的心思。
与杜宣结合后，她陆续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加上杜宣前一段婚姻中留下的两个子女，一共九个孩子在她身边成长。仅从数字看，这个家在当时都算超大号。物质条件并不宽裕，日常柴米油盐不消说，光是穿衣、上学、看病，都是一场持久战。
她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厨下厅中”。在照顾孩子之余，叶露茜仍然在文艺、文化系统工作，经常和杜宣在家里谈文学、谈戏剧。家中客人来往，话题常常是新剧、小说、社会现实。九个孩子耳朵里听得最多的，不是牢骚和争吵，而是对作品、对社会的讨论。
这种家庭氛围，对孩子的影响很直观。很多人后来从事的，都是文艺或文化相关工作，在舞台、编导、音乐等领域都有建树。可以说，他们从小就在一个“隐形课堂”里长大，母亲的言行就是最直接的教材。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并没有一味地用“牺牲”姿态对待育儿。空闲时，她会陪着孩子们到公园走走，到球场打球，玩他们喜欢的游戏。以一个工作繁忙的母亲来说，这样的细节并不容易坚持。孩子们回忆起童年，很少提“贫穷”和“争吵”，提到更多的是热闹的饭桌、一起出门的场景，还有母亲偶尔幽默的一两句话。
当然，她不是完人。在所有孩子里，有两位，她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亏欠，就是赵丹和她在战争初期所生的一双儿女，尤其是大女儿赵青。
赵青出生不久，就被托付给外婆照看。战争时期，这种安排很常见，安全与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后来，赵丹把女儿接到自己身边，父女之间相处较多，母女的缘分反而被冲淡。赵青年少时，曾一度觉得自己像“没有家的孩子”。这句话传到叶露茜耳朵里，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赵青很有舞蹈天分，自幼习舞，后来在专业团体接受系统训练，逐渐成长为颇有名气的青年舞者，在各大舞台上亮相。她继承了父母的艺术基因，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功。对她而言，舞台几乎就是生命本身。
命运又一次开了一个狠辣的玩笑。赵青在事业上升期不慎受伤，脚部严重损伤，需要长时间卧床休养，短期内无法上台。对一个以舞蹈为志业的人来说，这比单纯的肉体疼痛要难熬得多。更糟的是，那段时间家庭负担也很重，丈夫患了血液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重压叠加，几乎把她整个人压垮。
这时，叶露茜做了一个相当“决绝”的决定。她得知赵青伤病情况后，立即挤出家里的空间把赵青接来同住。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其紧缺，肉、蛋更是金贵得很。她把家里一个月的肉票、蛋票几乎都用在了赵青身上，只为了让女儿在修养期间营养充足，体力恢复得快一些。
这一举动，对于家里其他孩子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九个孩子挤在有限的房间里，本来空间就紧张；平时难得吃到的肉和蛋，被端到赵青床头。换一种环境，难免会生出怨言。但事实却是，弟弟妹妹们没有闹，没有争抢，只是看着，默默把那一份“好东西”让出来。
赵青后来回忆，说了一句很打动人的话：“妈妈把他们教育得很好。”这句话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切切实实的感受。一个家庭里，母亲的情绪和态度，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面对变故时，是自私埋怨，还是互相扶持。
除了物质上的照料，叶露茜也知道，赵青更需要的是精神支撑。卧床期间，赵青情绪低落，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舞台。叶露茜没有用那些“你要坚强”的空话，而是动用自己的人脉，让女儿重新接触到创作的热度。
她托弟弟叶纯之联系上《梁祝》协奏曲的作曲者陈刚，邀请他到家里，与卧床的赵青讨论如何把这部作品改编成舞蹈。对一个习惯用身体表达情感的舞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条重新连接艺术的绳索。
慢慢地，赵青从病床上拿起笔，开始构思舞段和情节，商量身段如何配合旋律。创作过程中，她的注意力不再只盯着伤痛，而是转向作品本身。这种“转移”，比任何劝慰都来得有效。
后来，赵青在伤后重返舞台，《梁祝》成为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演出后反响热烈，影响广泛。人们谈论这部作品时，往往聚焦于音乐与舞蹈的完美结合，很少有人意识到，它的诞生背景，是一个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拥挤的小屋里，为女儿搭起的一张精神支架。
从赵青的经历回看叶露茜，其实可以看到她一贯的处事方式：不爱空喊口号，更少怨天尤人，而是尽己所能，做实际的事情——调整分配，腾出空间，想办法把人和资源接上。这种风格，既体现在家庭教育，也体现在她后来的事业选择上。
四、从“明星太太”到文化工作者
很多人提到叶露茜，会不自觉地用“谁谁谁的妻子”来定义她：赵丹的前妻，杜宣的现任。然而，如果只把她当作某位男性的附属，未免忽略了她在职业领域的持续投入。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文化机构逐步重组和发展。凭借早年的教育背景和长期参与文艺活动的经验，叶露茜陆续担任上海文艺工作者工会筹备会的文教部长、市文化局文艺科长、长宁区文化科长等职务。看上去都是“科长”“部长”这样并不起眼的头衔，但在当时，这意味着日常事务管理、文艺活动组织、基层文化推动等一连串具体工作。
她既要处理各种会议、公文，又要关注剧团、学校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家里还有九个孩子等着照顾。很多同年代的女性，面对这样的负担，会选择退居家庭做全职主妇，而她没有这么做。不是因为她不爱孩子或家庭，而是她很清楚，自己对文化事业也有责任，也有能力。
1961年，44岁的她被安排负责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筹建工作。那一年，国家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物质紧缺，精神状态也普遍疲惫。要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导演系，说容易是不可能的。没有现成的师资库，没有成熟的教材体系，很多事都得亲自摸索。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请人”。没有合适老师，就一位一位登门拜访，请有经验的导演、演员来任教。有的人犹豫，她就耐心解释；有人条件困难，她就想办法协调。对外，是不断地“求人”；对内，是一遍遍调整课程、安排实践，让学生能够在有限条件下尽量接触到完整的创作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她不仅坐在办公室里做管理，还直接带学生下乡采风。那时候，城市文艺青年对农村生活了解有限，很多作品难免浮在表面。她组织学生深入乡村，观察真实的社会状态，再根据所见所闻编写《乡村风云》之类的作品作为教学素材。这样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在当年却并不多见。
再往后，政治风向转为严峻，她和家人一度成为被重点批斗的对象。物质待遇下降，精神压力极大，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并不罕见。许多人的性格被磨得暴躁或消沉，而她仍尽量保持克制，不轻易在孩子面前发泄负面情绪。这种“情绪管理”，对一个同时承担家庭与工作多重压力的女性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运动过后，她已年过五十，却主动提出承担上海戏剧学院托儿所的工作。当时，许多人不把托儿所放在眼里，觉得那只是一份边缘甚至有点“降格”的岗位。她却认真对待，把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尽可能做好。照看老师子女，安排启蒙教育，打理日常琐事，她都一一细致处理。
随着导演系重建推进，她又回到专业岗位，继续参与教学与管理。和很多同代人一样，她经历了从民国到新中国、从战火到建设的全过程。不同的是，她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放弃自我成长的路径。无论是“明星妻子”“多子女母亲”，还是“文化干部”“托儿所所长”，这些身份对她来说并不矛盾，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轴线。
1934年，还是学生的她，曾从英文老师那里得到一个名字——“rose”。老师说，这是玫瑰的意思，很适合她。她喜欢这个字眼，索性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露茜”，用音译把“玫瑰”藏在其中。名字可以很美，真正难得的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让这个名字不至于被浪费。
回头看她的一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层次：爱情故事动人，却不是全部；家庭庞大，却没有把她淹没；事业不算惊天动地，却始终有一条清晰的线。她在战乱与变革中做出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完全迎合所谓“女性该怎样”，也没有刻意“反叛传统”。她只是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把事情做到问心无愧。
在那个年代，很多女性的名字被埋在家庭琐碎里，很少被记住。叶露茜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她曾是赵丹的妻子，也不只是因为她有九个成才的子女，更在于她用一整个人生，证明了“先有自我，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并不是一句空话。她的道路不可能被简单复制，却足以让人理解一个事实：真正的“玫瑰”，不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出来的，而是在风雨和泥土里，一寸一寸挺直了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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