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新周报》，据《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高建国/文
共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对策
1939年2月23日，受中共中央委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借回乡省亲之名，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继1937年10月太原失守、年末日军攻取南京并血腥屠城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在一周时间内先后陷落。以“七七事变”为起点，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日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但随着战线的延长、部队的分散、兵员的伤亡，以及占领区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战略进攻已达顶点的日军渐趋颓势。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体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精辟阐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游击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在战区和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
六中全会期间，由于叶挺给中央和项英发电急于赴香港（注：叶挺是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新四军军长的，而当时中共在新四军中实行的是党委负责制，因而，在工作上，叶挺虽身为军长，但由于他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和阅读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就连军长职内的事情，项英也不放手让叶挺去做。叶项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甚了解。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
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重庆。在重庆，叶挺向周恩来倾诉了积蓄心中的苦闷，说:“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四军蒋会怀疑我”。周恩来多次同叶挺谈心，劝他回去，工作困难，他同项英的关系，将以确立制度来解决。2月16日，叶挺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面对面了解官兵训练生活情况
叶挺
周恩来和叶挺回云岭，主要是向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共商在大江南北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对策。同时，力促新四军内部团结，也是周恩来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
2月23日清晨，周恩来同叶挺乘坐竹筏从岩寺沿青弋江抵达泾县章渡古镇。这里距云岭约16华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致欢迎辞。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并发表了题为《新阶段的新关键》的演说。
周恩来精辟指出，经过一年半的战争，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已被粉碎，困难日益增加，后方已显空虚，必将加强已占领地区的统治，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中国。在敌人占领的地区争胜负，就是新阶段中的关键。
周恩来号召：“举起新四军铁的拳头，使敌人再不能在长江两岸依靠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使他不得不消耗他自己的资财力量，使敌人达到最大的困难，造成敌人在华中的失败。”
在皖南期间，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和研究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特点和与此相适应的战术原则，概括了开展新形势下游击战争“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的16字诀。
周恩来深入附近机关、部队驻地，面对面了解官兵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到离云岭10多里的中村，看望新四军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的学员，接见了在教导总队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和夫人罗琼，并视察了新四军印刷厂。
3月9日，周恩来在叶挺陪同下，骑着马，翻山越岭十几里，专程视察从苏南调回皖南的新四军1团，观看了部队缴获的日军文件、地图等战利品，并在全团班长以上干部骨干会上讲了话。
中午，周恩来来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就着野菜吃糙米饭。周恩来非常关心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当他看到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连队政治教材，竟以蒋介石的演讲为重要内容时，严肃地向政治部负责同志提出批评，要求立即予以纠正。周恩来还前往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交界处的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看望和慰问住院伤病员。
周恩来还专门会见了当地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团体的代表，并特意让军部伙房置办了几桌酒菜，请当地民众抗日团体负责人聚餐。
商定新四军的作战方针
期间，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周恩来还专门在住处“种墨园”同叶挺和项英合影留念，鼓励叶、项团结战斗，共图大业。值得一提的是，“种墨园”的主人陈冠群是国民党党员，先后担任过云岭地区的保长、乡长、第三区区长。1938年8月2日新四军进驻云岭时，陈冠群将叶挺军长接到家里居住。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就下榻于“种墨园”，在此度过20天。其间，周恩来在军部大会堂作报告时，陈冠群作为开明民主人士应邀出席。陈冠群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在周恩来即将告别云岭之际，特地在军部附近的“源发祥”饭店为其饯行。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冠群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帮助了部分新四军指战员突围。
经过实地观察和调研，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实际状况和处境，有了更加具体和清晰的了解。当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和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定了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简单地概括，就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周恩来在云岭新四军军部一直工作到3月14日。次日清晨，在官兵依依不舍的目光中，他又乘竹筏，沿青弋江踏上了赴浙江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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