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淞沪，川军个个已写好遗书！|中国守军|川军|淞沪

1937年10月1日，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先后抵达上海，随后向蕴藻浜发起进攻。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守军陷入颓势，一线阵地迅速被摧毁，敌军向黑大黄宅方向持续突进。而驻守在此地的中国守军，是由北伐战争初期原北洋军改编而成的第8师。他们不仅平时遭受排挤和歧视，待遇也极为恶劣；即便到了淞沪战场，武器也未能得到任何补充，士兵仍使用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及各类杂牌武器，重武器更是全无。这样一支杂牌军，与拥有海空优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精锐相比，几乎无异于炮灰。

然而，就是这支出被视为“炮灰”的部队，在师长“死守”的命令下，竟在前线顽强抵抗了二十余日，直至伤亡殆尽，黑大黄宅阵地才被日军突破。待第8师从战场撤下时，数千人的部队仅剩七百余人。也正是这些中国军人舍生忘死、奋不顾身的反击，令日军举步维艰，只能依靠挖掘战壕，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

日军第9师团在突破黑大黄宅后，准备强渡蕴藻浜，目标直指大场。大场位于上海市区的正北方，一旦失守，敌军便可截断闸北、江湾、庙行一带中国守军的后路。可以说，大场地区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整个上海市区乃至数十万中国军民的安危。眼见前线局势危急，第三战区总司令程潜立即将刚刚抵达的第21集团军投入战场，并下令集中兵力攻击日军左翼。

10月11日，日军主力先头部队成功强渡蕴藻浜。危急关头，第21集团军第1军与黄杰的税警总团这两支实力强劲的中央嫡系部队再次被推上一线。其中，税警总团原为财政部税务警察团改编而成，其武器装备全部购自美国，营长以上军官多为留美学生，因此战斗力远超当时中国陆军的大多数部队。但令人尴尬的是，这支美械部队唯独缺乏炮兵力量，这对淞沪战场而言，无疑是致命的缺陷。

更为严峻的是，即便在中国本土作战，一线部队仍面临断粮困境。罗卓英曾坦言，前线官兵甚至有人饿死，因粮食无法运抵，士兵又未携带干粮，却仍需连续进行高强度作战。官兵们浸泡在积水的战壕中，忍受饥饿、潮湿与死亡的威胁，还要与腐烂的尸体相伴，此情此景，宛如人间地狱。残酷的上海战场，被中方称为“一寸山河一寸血”，而被日方称作“血肉磨坊”。

第1军在宝山之战后被撤回昆山补充兵员。但随着蕴藻浜告急，这支刚完成整补的部队再度被派往前线。甫一抵达，便与日军展开激战。当时，日军一名联队长名叫加纳治雄，军衔为大佐。此人手持武士刀，在阵地前大肆叫嚣，嚣张至极。我军战士见状，认定他是绝佳的靶子，刹那间，密集的子弹如雨点般倾泻而出，加纳治雄当场毙命。

事实上，早在约一个月前，上海日军就已多次通报，战场上务必警惕中国狙击手，他们专门瞄准日军军官射击，要求官兵务必保持低调。然而，这位加纳治雄是从关东军调来的，一向狂妄张扬、喜好出风头。第1军投入战斗后不久，又一惊人景象出现：由于前线战况异常惨烈，该军伤亡率直线飙升至80%。程潜不得不紧急从中央军抽调第19师、第26师以及第20军的川军部队投入战斗。

第19师隶属湖南军阀何键麾下。与当时众多军阀部队相似，该师武器陈旧，备受歧视。他们从湖南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上海，士兵们在拥挤的车厢中被颠簸得筋疲力尽。临近上海阵地时，因不熟悉地形，这群湖南兵屡屡迷路。所幸遇到一位司机主动搭载他们，上车后才发现，这位司机竟是一名十八九岁的少女。经询问得知，她是上海童子军的志愿者，专门前来前线接送伤员。

目睹一个小姑娘都敢于冒死奔赴前线，湖南士兵深受触动，纷纷表示愿奋勇杀敌、誓守阵地。第19师抵达前线后，随即伏击一股日军，并在乘胜追击中将敌军逼至蕴藻浜畔。日军仓皇渡河，狼狈不堪。然而随后的战斗中，第19师伤亡激增，尽管如此，这群湖南健儿仍在最前沿阵地苦战十余日。

第20军的川军将士在开赴战场前士气高昂。许多人提前写好遗书寄回家中。其中，第133师第797团的一名团长甚至收到了妻子的回信，信中写道：“接到你的来信，我心急如焚。家中已为你披麻戴孝，视你为殉国烈士。望你安心杀敌，勿念家中。”

川军早已抱定必死之心，但蒋介石对其并不完全信任，遂将第20军拆分，分别配属至各部队。当第32师难以支撑之际，便命川军第402旅顶上。旅长杨干才随即命令第804团团长项文斌率部进入一线。然而该团仅有两营兵力，其中一个还是手枪营，本不适合正面作战。即便如此，项文斌仍毫不犹豫地率部冲锋。

他们借助夜色掩护，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川军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最终击溃敌军，收复失地。但此役过后，第804团仅剩一名营长幸存，连长非死即伤，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亦不足一百二十人。幸存的营长将这些残兵重新编组为一个连，继续坚守阵地。蒋介石获悉川军英勇事迹后，亲自致电前线，晋升项文斌为少将，并颁发奖金六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