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康生约胡乔木谈话，寒暄过后通知他：迁出中南海|延安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的柳絮飘得正欢。胡乔木刚在颐年堂后院的槐树下散完步，就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拉回屋内——“请即刻去紫光阁，康老想见你。”话筒那头的人只说了这一句。搁下电话，他沉默良久，似乎预感到，一段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要在今天画出句点。

汽车沿着石板路缓缓驶向紫光阁。车窗外，初夏的阳光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光，恍惚间又使他想起二十五年前的延安窑洞。那时的他二十五岁，带着两箱书，从上海一路颠簸到宝塔山下，连尘土都带着油墨味。正是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让毛泽东在报纸上点了句“乔木是个人才”，命运的线头就此扭结。

见面简单得出奇。康生先递烟，又问：“身体可好？”没等胡乔木答完，话锋一转，“颐园要修路，你那小院得拆，还是尽早搬离吧。”声音不高，却不容置疑。胡乔木轻轻“嗯”了一声，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从一九四九年起住惯的地方，说搬就搬，这背后显然不止“修路”两字能解释。

回到车上，司机透过后视镜打量他，似乎想开口又憋回去。胡乔木望着中南海的柳荫，脑中闪回五月底那场匆匆的接见。毛主席拍着沙发扶手淡淡叮嘱：“回京后，少说话，多看看。”不到十分钟的谈话，再没有下文。此刻想来，那分明是一种温和却坚定的道别。

记忆拉回更早些。四一年二月，王若飞递来一张便条：“主席要你去帮忙。”他当时还在襄理中央宣传部的文件，没想到会被点中。第一次踏进杨家岭，他紧张到手心发汗，眼巴巴等主席吩咐。结果毛泽东只抬头问了两句经历，便埋头批改文件。第二天，他鼓起勇气自荐去校对《六大以来》文稿，自此名正言顺成了“秘书”。

那部两百八十万字的文献汇编，足足让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了整整半年。杨尚昆后来回忆：“这么多材料，他梳理得丝丝入扣，这得有真本事。”从延安到重庆，从新华社到《新华日报》，胡乔木的稿纸铺满过无数案头。抗战胜利后赴渝，他指挥《新华日报》笔锋直指国民党统治，一篇《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万言长文，使无数期待和平的人认清了独裁者的嘴脸。毛主席在文末添了几行批语，只说“此文好”。

建国初年，胡乔木身兼新闻总署、新华社、人民日报三任社长，忙得脚不沾地。可是，写文章与运筹帷幄终究两样活，面对纷至沓来的行政事务，他自认并非行家。五七年前后，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人民日报》却刊出一篇颇多保守味道的社论，让主席很不痛快。备忘录里那句“编排水平当提高，文章有八股气”像灯下黑影，挥之不去。

同阶段，他的老毛病——神经衰弱——愈加厉害。庐山会议后，整宿失眠，提笔出虚汗，常常一句话磨半天。痛苦之下，他给邓小平发电报请假。批复来的很快：“可长时间疗养。”紧接着，一封来自杭州的亲笔信抵达北戴河：“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落款是主席。他读罢心里一酸，却也明白：舞台的灯光在远去。

十年间，他偶有机会参与文件草拟，却再未回到核心岗位。直到六六年五月底那通电话，把他从静养的青松岭拉回政治漩涡。短暂的重逢之后，等待他的却是康生的逐客令。搬迁的事，胡乔木没有挣扎，他请来两辆军用卡车，把书稿、旧笔记、女儿幼时的风车一并装箱运走。那一天，没有送行的人群，也没有告别的掌声，只有大院石榴树下的几声蝉鸣。

有意思的是，刚腾空的颐园小院很快就被接管，据说要改成某领导的小型办公室。风声日紧，警卫换班频繁，昔日一起伏案的年轻人被贴上“黑线人物”标签，几天一个样。胡乔木背着手走出西门，回头望了眼高高的红墙，叹了口气，像是翻过新旧时代之间的又一道墙。

日后他在天安门东侧的小四合院里继续与书为伴。那几年，他把精力埋进《三国志》里，也为自己在烽火岁月的笔记做了分类，暗自嘀咕：“字还能写，心不能乱，总得留点东西。”偶尔老友来访，他轻声打趣：“我这算不算兼差搞‘地下出版’？”屋子里一阵短暂笑声，却很快被窗外的喇叭声淹没。

1976年以后，阴霾渐散，他重新被请进人民大会堂主持理论工作。有人问他，对康生那次“搬家令”是否耿耿于怀？他摆手道：“这事翻篇了，历史自有公论。”话虽云淡，老友知道，那一天留给他的，不止屋子空了，更让他把二十五年的近侍记忆小心锁进抽屉，不再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