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冬，北京气温逼近零度。中央实验歌剧院灯火通明，一份“紧急通知”摆在排练厅门口：上海乐团青年作曲家于会泳次日进京，参加新编现代戏乐队配器。排练场里，有人低声嘟囔：“听说江青看中了他，这回要飞黄腾达喽。”

其实，于会泳的“飞黄腾达”至少铺垫了二十年。1925年11月，他出生在浙江余杭一个贫寒农家，15岁背着二胡闯荡杭州，靠给茶楼跑场子赚学费。1944年，东进的华中抗日纵队招文艺兵，“青年于会泳”四个字就写进了名单，自此同革命文艺结了不解之缘。

江南水乡养出的乐感，加上部队里摸爬滚打的锻炼，使于会泳在1950年代迅速冒尖。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戏曲学校教民乐，改编地方小调，写过一首《迎春曲》很受观众喜欢。有人说他脑中常冒火花，只要给一段唱腔，转身能掏出五六种配器方案，同行佩服，学生追随。

转折发生在1963年。那年江青南下视察《海港》样板戏底稿，剧组临时找人改写合唱声部，于会泳被推了出去。合唱还没唱完，江青忽然拍椅扶手：“就要这种味道！”几句夸奖像强有力的推手，把于会泳推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被点名后的第二周，张春桥奉命“考察人才”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会谈没超过二十分钟，张春桥回头向江青汇报：“人不善言，却握得住旋律。”江青点头道：“革命现代戏需要这样的人，立刻使用。”这句“立刻使用”后来成了于会泳在上海文艺口广为流传的暗号。

1965年，《智取威虎山》唱段进入终审阶段，江青亲自坐到第一排。于会泳带领乐队做最后一次合成，汗浸后背。幕间休息时，江青低声对他说：“样板戏是政治，是路线斗争，你要站稳队伍。”这句话，他牢记终生，也把自己绑上了“四人帮”的战车。

从1966年到1969年，“文革”席卷全国，上海文艺界风云诡谲。老教授、老演员因一句评语被批斗，而于会泳却步步高升。江青一纸批示，他成了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再一纸批示，“九大”代表名册里印上他的名字。此前，他因写作中过火的“左”调门被点过名，如今却摇身汇入“革命样板”主流。

传言称，他主持“样板戏”音乐组时曾放话：“敢碰我，就等于砸江青的旗。”虽然未证实，但当晚值班记录里确有几行字：“于××情绪激昂，放大嗓门警告反对分子”，足见当时气焰之盛。

1969年秋，为稳住江青“文艺阵地”，他牵头写了《革命现代戏音乐创作四十条》。文件措辞激进，连张春桥都觉得火力太猛。于会泳坚持：“要让资产阶级文艺彻底没市场。”他常对身边助手说：“曲子是武器，音符能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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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他对技术细节仍一丝不苟。一次修改《沙家浜》序曲，他把整队乐手召进琴房，仅为一个八分音符的时值重置鼓点。有人悄悄嘀咕：“于部长对音符比对人还严。”这句嘀咕，后来成了老演员的自嘲。

1971年之后，“样板戏”风潮进入巅峰。于会泳负责音乐总把关，手中握着调度舞台、审查曲谱的生杀大权。数百位作曲家、演奏家要想作品面世，全得排队等“于部长”一句首肯。名利裹挟之下，不少人宁肯改掉祖传唱腔，也不敢逆他。

不过，光环背后暗流涌动。1974年末，文化部系统有干部写匿名信告发他生活作风问题，信件交到中南海，被退回“请自行处理”。于会泳松了口气，却也明白：身后已有人磨刀。

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江青力荐，他坐上文化部部长的座位，年仅49岁。会上他发言仅八分钟，却用掉“路线”“批判”各十余次，语气尖锐。散会后，一位老艺术家对身旁同僚悄声道：“文艺流沙，真不知道该站哪块。”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北京城刚亮灯，于会泳便被宣布“隔离审查”，同时撤销全部职务。押送途中，他目光呆滞，嘴里反复念一句话：“我不懂政治？我一直在干政治！”车厢里看押人员面无表情，没有回应。

隔离期间，他被调到一间仅容一张单人床的房子。每天三次写检查，间或接受审讯。据记录，他前后三次想用手帕勒颈都被制止。1977年9月9日晚，值班员闻到刺鼻味，破门而入时，他已口吐白沫，地上半瓶来苏水滚动。抢救无效，结束了52年生命。

事后，专案组清点资料，发现他留下两页草稿，字迹潦草：“音乐无罪，路线有责；自作自受，莫怨他人。”毫无挽留，一如他戏剧般急促的起伏。

于会泳的崛起，依托的是“样板戏”与政治的交织。才华固然真实，但当音符与权力捆绑，旋律再悠扬，也难掩血与泪的噪点。江青的心腹、文化部部长、中央委员……头衔悉数摘落后，他才明白，掌声会停，舞台会散，政治风暴里没有绝对安全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