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溯到1990年6月1日，地点是台北圆山大饭店。
这一天，张学良迎来了他九十岁的大寿。
这也是他被关了整整五十四年后，头一回在这么大的场面下露脸。
台北政坛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全到了，像孙运璇、郝柏村、陈立夫、李国鼎这些人，一个个都挤在祝寿的人堆里。
闻讯赶来的记者们自然像打了鸡血一样。
长枪短炮瞬间把人围了个水泄不通，问题像连珠炮似的抛过来。
这里面，有个最刁钻、也是大伙儿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蹦了出来：
“张将军，回首这辈子，您心里最佩服的人到底是谁？”
照理说，这种场合也就是走个过场，说点漂亮话——既然身在台湾，提蒋介石最稳妥；或者提孙中山，那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可谁知道，老爷子嘴里吐出来的答案，让在场的人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他报出了三个名字。
这三个名字，不多不少，正好画出了他大半辈子的心路轨迹，也把当年那个把天捅了个窟窿的决定，解释得清清楚楚。
头一个名字，就是他爹，张作霖。
这可不光是儿子捧老子的场，更多的是对那种“生存本领”的认可。
咱们看看张作霖是干啥出身的？
绿林响马。
那是经历过甲午海战，眼瞅着清朝大厦忽喇喇似倾，然后在乱世里凭着几条破枪起家，一路摸爬滚打成了“东北王”，最后甚至坐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张学良服他爹啥？
服就在那夹缝里求生存的手段。
面对日本人步步紧逼，老帅的姿态那叫一个绝。
日本人的钱，他照拿；日本人的军火，他照买；可一旦涉及到主权这个硬骨头，他嘴闭得比谁都严。
日本人想在东北多占点便宜，张作霖就在那儿打太极，软硬都不吃。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平衡术，玩到1928年6月，算是玩砸了。
在皇姑屯的三孔桥底下，日本人埋好的炸药把这位一代枭雄送上了西天。
那会儿年轻的张学良，眼里看到的可能只有杀父之仇，可等到九十岁再回头看，他看到的是一个从草莽堆里杀出来的狠角色，在列强环伺的死局里，死死守住家业的那股子狠劲和韧劲。
第二个名字，是周恩来。
提起周总理，张学良给出的评语既简单又重：“这人厉害得很。”
这事儿还得从1936年4月9日说起。
地点在延安。
那时候那地界名义上还是东北军的地盘，其实私底下早就成了两边秘密接触的暗道。
张学良飞到延安，这可是他这盘大棋里走得最险的一招——私会“共匪”。
飞机落地前，张学良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可周恩来一开口，僵局立马就打破了。
周恩来没上来就讲大道理，而是先聊“乡情”。
他说自己小时候在东北待过，算起来也是张老帅治下的老百姓。
紧接着，话锋一转，聊到了教育。
俩人都受过南开张伯苓先生的教诲，这师出同门的缘分一摆出来，那层隔阂瞬间就没了。
但这只是个热身。
真正让张学良五体投地的，是周恩来对局势的剖析。
那时候东北军是个啥处境？
老家回不去，打仗打不赢，屁股后面还有蒋介石拿着鞭子逼着剿共。
周恩来帮他算了笔细账：要是内战接着打，中国就是一盘散沙，日本人正好一个个收拾；只有停了内战，枪口一致对外，东北军才有活路，中国才有活路。
周恩来的逻辑严丝合缝，态度又诚恳，把战略战术掰开了揉碎了讲。
对于当时正处在迷茫期的张学良来说，这一席话哪里是劝说，简直就是救命的“药方”。
从客套的寒暄到推心置腹的推演，这次会面成了张学良这辈子最重要的拐点之一。
第三个名字，也是他最敬佩的人，是毛主席。
这事儿更有意思。
张学良活了一辈子，其实压根就没见过毛主席本人。
他对毛主席的佩服，纯粹是“打”出来的。
1935年，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让张学良带着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去陕甘宁剿灭红军。
那时候红军缺吃少穿，刚走完长征，看着就像是一推就倒的架势。
结果咋样？
东北军三个师，整整三个师的兵力，被红军一口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渣都没剩。
换个草包将军，可能早就忙着甩锅或者是骂娘了。
但张学良心里那笔账算得门儿清：我的枪比你好，人比你多，后勤比你强，凭啥输得这么惨？
他开始满世界找答案。
他找来红军的书，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那是没日没夜地读。
读着读着，他恍然大悟。
红军赢的不是手里那几条破枪，赢的是组织，是信仰，是那套能把底层大兵和老百姓都发动起来的机制。
跟人家一比，国民党军队那种旧军阀的习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他后来说，毛主席是“天生的大战略家”。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三个人的分量——老爹的骨气、周总理的智慧、毛主席的战略，张学良才会在1936年12月12日，干出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天大清早，他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给扣了。
这就是“西安事变”。
目的单纯得很：逼蒋抗日。
事变之后，蒋介石被逼着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
可到了12月25日，张学良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连周恩来都措手不及：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有人说这是为了讲义气，有人说这是为了赎罪。
结局大伙儿都知道了。
飞机轮子刚一沾地，蒋介石就翻脸了。
审判、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
紧接着，就是漫无止境的软禁。
从南京转到奉化，从大陆转到台湾。
这里面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国民党那个体制烂到了根子上。
1949年初，国民党眼瞅着就要完蛋了，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为了挽回局面，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按规矩，总统下了令，人就该放了。
可一点用没有。
保密局（也就是原来的军统）根本不尿李宗仁这一壶，他们只听那个已经“下野”的蒋介石的。
蒋介石通过毛人凤，死死地把人扣着不放。
杨虎城的下场很惨，在重庆被特务下了黑手。
张学良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但李宗仁的那张释放令直接成了废纸。
这就把国民党失败的老底给揭穿了：所谓的法制全是摆设，层级全是乱套的，所有的权力最后都挂在蒋介石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上。
直到1959年，蒋介石才松了口，解除了“管束”。
但这也就是个名头，特务还是像影子一样跟着。
张学良的自由，是被画了一个小圈圈的自由。
直到1990年那场寿宴，他才算真正重新活在了聚光灯下。
回头瞅瞅，张学良佩服的那三个人：张作霖死在日本人的暗杀之下，周总理和毛主席联手把中国的命运给翻了盘。
而张学良自己，用半个世纪的自由，为当年的那个决定买了单。
在寿宴上，当他说出这三个名字的时候，在场的国民党大员们脸上的表情，估计精彩得很。
因为这三个名字凑一块，恰恰印证了张学良当年的判断——只有联合抗日，中国才有戏；而那个把他关了半辈子的政权，最后为啥会把大陆给丢了，答案其实早就写在这三个名字里了。
信息来源：
1 沈宗艳,胡玉海.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4):340-344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