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的秋风已有凉意。开国将帅授衔典礼结束后，众人围坐在西苑大礼堂小憩。有人悄声问起：“当年吕梁山里那位加拿大姑娘，后来怎样了？”坐在一旁的肖克抿了口茶，笑而不答。灯光下，他的将星闪闪，却仿佛又把人带回十七年前那个尘土飞扬的夏天。
1938年6月，华北战局紧绷。日军龟速推进，八路军一二〇师在晋西北昼夜转战，补给吃紧，军医奇缺。就在这当口，一辆从陕北清涧出发的大卡车隆隆驶向黄河边，车斗里坐着几名身穿灰布军装的护士，其中一位尤为惹眼——她皮肤白皙，鼻梁高挺，正是远道而来的加拿大护士尤恩。
车队一路抛锚，又赶上黄河暴涨，原定两天的路程硬是拖了整整一周。抵达岚县驻地时，山谷中炮声隐隐，空气里夹着硝烟和松脂味。副官去给贺龙报告补给到位，顺口添了一句：“带回来五个卫生员，还有……一个洋女人。”这句话像炸雷传遍院子，闲不住的肖克拔腿就往司令部跑，他想看看这个“洋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尤恩被带进屋时，贺龙正推着地图，胡子里粘着尘土。他抬头瞟了一眼，声音低沉却带笑：“听说你在湖北给俩传教士上过课？”尤恩中文极溜，不假思索答：“是，他们需要换个角度看世界。”屋里几个人憋不住笑。对话很短，但气氛一下子松快了。肖克暗暗佩服，这姑娘胆子不小。
有意思的是，贺龙并不急着把尤恩留下。从部队角度讲，外籍医护既是支援也是麻烦，再加八路军对外保密要求高，安排不当就容易生枝节。几番掂量，他决定让养伤的女教师陶东先照应，观察一阵再说。当晚，警卫员穿着缴获的日军棉大衣，粗着嗓子敲门，递上咖啡、巧克力、香烟，一股脑塞给尤恩。那一刻，战场与生活的反差格外刺眼。
真正的考验很快到来。医疗站设在岚县城外一个土窑洞，几张门板拼成手术台，纱布、酒精全靠截获或从延安托运。尤恩每天清晨踏着羊肠小道走一英里，到站后先把自带的听诊器擦得锃亮，再给药剂师示范如何配制蒸馏水。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消毒锅里烧的是松枝，灯光来自煤油罐改装的小火把。可她硬是把加拿大带来的无影灯原理改造成了简易反光镜，让窑洞里的手术台亮了几分。
7月7日，一二〇师在山谷口召开纪念大会，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枪口朝天。演讲持续了整整一上午，尤恩听得云里雾里，却被那股子坚韧与乐观震住——伤员拄着拐杖吼着《义勇军进行曲》，把山谷都震回了响。这一刻，她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无论国籍，只要身处同一条战壕，信念就能贯通。
八月初，前沿告急。雁门关外的日军向晋西北猛插，前线接连告急。医疗队被抽调支援息马坡。傍晚黄昏，贺龙亲自翻身上马，对几名医务人员说了句：“去吧，兄弟姐妹们等你们救命。”这句朴素的嘱托，比任何命令都来得有力。尤恩和两名中医大夫外加一个卫生员，蹲在马背上连夜出发。
沿途，他们不停捡伤员。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一次临时手术里：一名爆炸伤战士大出血，需要结扎股动脉。无血浆、无麻药，只能用醋和烧刀子消毒，再用一段电话线当止血钳。尤恩手不抖，十分钟解决，血止住，战士活了下来。事后她累得坐在荒草地喘，可脸上那抹笑，比吕梁的朝阳还亮。
回岚县那天，司令部张罗了顿粗茶淡饭。席间贺龙半开玩笑：“洋鬼子，要是日本人打到你们多伦多，你会怎么做？”这次，屋里安静了几秒。尤恩放下筷子，嗓音沙哑：“那一天若真来，我就干现在的活。”不等众人回味，她又悄悄递上回延安的申请条——身体透支太狠，她想暂避，顺便寻找返程机会。
贺龙爽快盖章。可局势比想象得更扑朔。9月中旬，尤恩赶到武汉，却正逢日军合围，长江炮火连天。她被紧急转移到重庆，随后又辗转到皖南，为新四军临时医院工作了一冬。直到1939年春，托国际援华会的渠道，才终于踏上归国路。
那位当年来凑热闹的肖克，后来跟随贺龙转战晋西、挺进湘西，再到解放大西南。1955年，他戴上将星时已是“铁军书生”之名远扬。每逢老友聚首，只要有人提起岚县的窑洞手术台，他总是第一个拍案：那姑娘了不起，真敢把命丢在咱们这片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尤恩回国后，把在华亲历写成《加拿大护士在中国战地》，书中那段“贺司令部的夜敲门”“电话线当止血钳”流传甚广，成为很多西方人了解八路军抗战医疗的窗口。她去世前，经常向学生展示一张褪色合影：左边胡子如戟的将军是贺龙，右边文质彬彬的青年是肖克，中间站着一身旧军装、胸前别着红十字臂章的自己。照片背后只有一句笔迹——“1938，吕梁，共度生死”。
回到1955年的礼堂，窗外槐影斑驳。有人又追问：“老肖，你真是去看热闹吗？” 肖克笑着摆手，却轻声应了一句：“那不是热闹，是战友。”说完，他抖了抖衣襟上的将星，像要掸去山西黄土，也像在提醒旁人，许多荣光都出自那些泥泞的山路、昏暗的窑洞和无名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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