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春夜，首都剧场灯火辉煌，《牡丹亭》落幕后，会场外仍人声鼎沸。那一晚，周总理连续向随行干部提及一句话：“好演员得慢慢养，不然明珠易被尘封。”彼时，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了北方昆曲剧团；可几百公里外的江南码头，也正孕育着另一位梅派新秀——李炳淑。
从安徽安庆走出的李炳淑，幼年随父学戏，十三岁便能在茶馆挑大梁唱《红鬃烈马》。朝不保夕的码头生活练出了她的嗓子，也磨出了那股子倔劲。解放后，她调入上海戏曲院，脱下家乡戏的水袖，换上了昆曲行当里最吃功的“闺门旦”。行里人都说，她嗓音亮、台步稳，是块能成大器的“好胚子”。
时间推到一九六零年夏。全国经济吃紧，但上海舞台依旧不缺掌声。在和平影都首演的《女起解》里，李炳淑一句“奴家本是同林鸟”，直把观众唱到落泪。报纸第二天用上了醒目标题：“小梅兰芳横空出世”。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看完演出后，当晚就拍板要把这个姑娘留下来，他说得直白：“上海观众认定她了，可别让人家跑了。”
然而档案一查才发现，李炳淑的人事关系在安徽省戏曲学校。跨省调动，得安徽点头。柯庆施派人递了电报，又亲自打电话，满以为老战友曾希圣会爽快放行，结果对面一句话就把路堵死——“安徽同样缺角儿”。曾希圣没有拐弯抹角，他也疼爱本省的文艺幼苗。
柯庆施不服气，上海要的又不是几百人，就一位青年演员而已。他请曾希圣来沪小聚，地点选在淮海中路一家老馆子。小笼包才揭开笼屉，话题就直奔主题。曾希圣听完，放下筷子：“这事真难办，李炳淑是咱省去年才重点培养的。”气氛顿时凝重，连侍者都不敢多走动。
吃闭门羹之后，柯庆施心里犯急，转念想起正在上海视察的毛主席。自打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地方文艺资源调配极为谨慎，但若主席出面，总能打破坚冰。于是，柯庆施抱着“最后一招”的想法，向中南海联络处递了请见条，几经转呈，终于在锦江饭店的会客厅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完汇报，笑言这不就是“抢人大战”嘛，艺术家稀罕，大家都懂。可要人，先得尊重本人选择。主席当即拍板：“叫她本人来。”这句轻描淡写，却给了柯庆施七分底气。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天空闷热。李炳淑在恩师俞振飞陪同下走进锦江饭店三层的会客室。门还没完全合上，就听见主席爽朗的声音：“李炳淑同志来了，请坐。”两人落座，茶香袅袅。主席眼神中透着审视又带几分戏谑，对面年轻女伶紧张得不敢抬头。
寂静几秒，只听主席先声夺人：“小李，你可真叫我做人难！”短短十个字，像惊堂木敲在案上，李炳淑心头“咚”地一跳。她急忙起身：“主席，弟子无意为难您。”声音带着颤抖。毛主席挥手笑道：“别怕，我也是听了你的戏才为难。你在哪里都有人抢，难，难在我得给两位书记一个交代。”
一句玩笑，化解了尴尬。接下去是拉家常：出生？师承？想去哪儿？李炳淑腼腆，却也诚恳。她感激家乡培养，但更倾心于上海的舞台、乐队、观众。话没说满，意已透。主席点点头，“唱戏讲究水土，你自己最清楚哪里能把嗓子‘吊’得更高。”
不一会儿，柯庆施与曾希圣也被请到会客室。毛主席没有居高临下，而是像大哥劝小弟：“你们两个都想要人才，这说明眼光不错。可人心向往之地，还是让当事人自己定吧。安徽大省，能人辈出，不愁缺这一位；上海大都会，也不是凡人都能镇得住的。”曾希圣沉默几秒，终究拱手：“听主席的。”李炳淑就这样“落户”黄浦江畔。
看似一场争夺，实则折射出三层意味。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初，文艺政策强调“百花齐放”，各地都渴望用好艺术家，以提振民心士气。其次，干部之间虽有分歧，却能坐下来谈。没有拍桌子，没有翻脸，靠的是共同理想与对人才的珍惜。最后，毛主席一句轻松调侃的“做人难”，让人见识到其高超的政治艺术：既不伤和气，又树立了尊重个人意愿的原则。
更有意思的是，这次谈话之后，李炳淑的艺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济困难时期，她随团下厂矿慰问演出，赶火车睡行军床成常态。1962年在安庆老家义演，她一句“观众缺戏，我们就多唱几本”被当地报纸大字标题刊出，引得不少同行侧目。可正是这些年奔波，为她积累了扎实的舞台经验，也让她看到了基层观众对戏曲的真实渴求。
资料记载，一九六四年，《女起解》赴京参加会演，她在人艺舞台压轴，长弓水袖、回雪飞鸿，几位中央首长含笑称赞。台下的曾希圣也在，再见旧爱徒然生出欣慰。他对身边人低声说：“还是放对地方了。”这句话后来传开，变成业界佳话。
另一方面，上海戏曲院因李炳淑的加盟，带动了一批青年演员改学昆曲。音乐设计大师姚石言曾回忆：“那几年昆曲断档，是这姑娘的票房让我们撑了下来。”上海观众也因此有机会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代，用几角钱买票，在昏黄灯光下得到美与希望。
若把目光再放远，争取人才的故事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艺术史。张君秋北上、程砚秋南下、袁雪芬辗转多地，每一次流动背后，都映照出区域之间的文化竞争与协同。李炳淑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却精准呈现了“人往高处走，艺往火处练”的道理。
有人或许会问，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亲自出面？政策上讲，他的职责并不需处理此类人事细节，但他深知：文艺关乎民族精神。让艺术家选择最适合的土壤，实为长远之计。这个立场，比一次行政调令更具说服力。
也不要忽视柯庆施和曾希圣的心情。柯庆施的上海当时正在推动“文化立市”，电影、戏剧、交响乐齐头并进，需要鲜活面孔；曾希圣的安徽依旧处在农业转型的艰难岁月，文化资源更显稀缺。两人都是出于地方责任感才据理力争。若硬要分对错，反而失了那个年代干部们对事业的赤诚。
李炳淑晚年回忆说：“那日见主席，我心里七上八下，最怕他说‘你必须去哪儿哪儿。’没想到他先说自己为难，把压力都揽走了。”短短数语，道尽一代领袖的情怀，也道尽文艺工作者的微妙处境。人才并非机器，既要组织需要，也要个人舒展，二者相合，方能托举出真正的艺术高峰。
六十多年过去，《女起解》的唱段依旧飘荡在沪上剧场，票友们闭眼都能哼出那句“奴家本是同林鸟”。而那句玩笑般的“你真叫我做人难”，却在档案和回忆录里留存下来，像一枚生动的批注，告诫后来者：调动政策的同时，更要尊重人的心愿。盛世之音，源于脚下滋养它的土壤，亦寄托在愿为之倾心付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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