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关中高原的北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彭德怀在宜川北岸的窑洞里收下捷报，沉默片刻，只淡淡说了句：“如果早些年见他，也许局面会变样。”传令兵不敢多言，只是把手里的电报攥得更紧些。就在前一天夜里，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引爆手榴弹，结束了自己四十一年的生命。
追溯时间，可以发现刘戡的一生并不该这样落幕。生于一九○七年的他出身四川富顺书香世家，十八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不久又被选送黄埔一期深造。黄埔一期约三百人，后来将星璀璨，胡宗南、蒋先云、郑洞国赫然在列。刘戡在同学眼里属于“狠劲儿十足”的那批，北伐中他常以先锋营长打头阵，据说攻占吉安时，左腿中弹仍不下火线。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出头。
真正在全国声名鹊起，是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83师守在古北口、南天门一线，工事简陋，补给奇缺，日军重炮日夜轰击，山坡被削平了几层。刘戡把师部设在半山洞里，白天换阵地，夜晚再夺回来。整整六十多天，阵地反复拉锯，日军留下的弹壳足以铺满一道壕沟。长城防线终究告破，但83师仍带着千余名幸存官兵悄然退至北平。此役后，蒋介石电嘉，“劲旅”之名传遍军界。
也是在北平，他与何应钦爆发那场著名的争执。日军宪兵要求进入城防阵地“检查”。何应钦示意息事宁人，可刘戡拍案而起：“城防是国土尊严，日本兵若敢踏进来，我先开枪！”偏激亦或骨鲠，众说纷纭，但司令长官的脸色当场就沉了下去。自此，刘戡在上峰心中的“难以驾驭”标签算是贴牢。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戡辗转晋北、豫西、荆襄，官至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军中人记得，他对将士抠门，对百姓却颇为洒脱。一次，豫中会战后，他把缴获的步枪、药品悄悄送给八路军，理由简单：“同仇敌忾，枪弹用来打小鬼子，不算错。”军统迅速上报，说他“通共”。蒋介石盛怒之下，罢其兵权，令其反省。那年头，兵无战事即是枯坐，刘戡郁郁寡欢，靠喝闷酒熬日子。
时局骤变出现在一九四六年。内战锋火点燃，胡宗南急需骨干，刘戡被拉回前线，接手整编二十九军。表面看，这是重用，实则棘手：三万余人的部队装备虽好，却因频繁换防士气散乱。刘戡硬起手腕，拉出师团级军官“开小灶”训练，一度收拢人心。西北野战军方面则判断，“西安路上若有一只精锐，正是此军。”中央军委电示：设法策反最佳，不成则以机动围歼。
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方面并非没有用情感牌。老同学、老下级、乃至早年受刘戡照拂的山西八路军干部，都通过各种渠道递话：“国共早已不是当年联手抗战的局面，勿作无谓牺牲。”据说刘戡只是摆手：“我跟老蒋学到今日，怎能半途而废？”这句自认“忠义”的回应，决定了他的去向。
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胡宗南下令二十九军与九十师北上增援洛川，意在扼守渭北。彭德怀看准时机，让六纵、四纵在瓦窑堡以西继续佯攻，而主力悄然迂回至黄甫川。二十三日晚，西北野战军三个纵队借夜色断了二十九军的退路。战火初起，刘戡误判我军主攻方向，率主力西撤，反被拦腰截断。枪声混杂山风，他在炮声中穿梭指挥，不断有人劝其突围，他摇头：“若走，全军必溃。”
激战至二十四日上午，弹药将尽，联络电台被炮火摧毁。刘戡自知败局已定，独自躲进沟壑点燃最后一颗手榴弹。爆炸声掩没了那句传闻中的绝命之语：“生不能报国，死当以死谢罪。”数小时后，西北野战军在废墟中寻得其遗体，完好无缺，仅硝烟熏黑军服。战场整理毕，俘军九千八百人，轻重机枪逾三百挺，胡宗南精心打造的“王牌”近乎瓦解。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震怒，当夜给西安飞电：“即日免胡宗南西北‘剿总’总司令职，留职察看。”表面雷霆，深层却是哀恸。随后密令陕军派专车迎回刘戡灵柩，按上将军礼下葬兆园。胡宗南在吊唁中写下挽联：“肝胆照千秋，成败付笑谈。”然而前线军心已动摇，再难复往日之锐。
倘若仅以成败论英雄，刘戡不过众多殉于内战的将领之一；可若翻阅档案，会发现他一生里始终挣扎于“忠于誓言”与“民族大义”之间。抗战时，他敢顶撞何应钦；战后，他又拒绝了共产党递来的橄榄枝。思维固执，是他身上的双刃剑。有人感慨：“换个环境，他或许会是另一位叶挺。”这句话未必公允，却道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个人抉择往往压在时代车轮下，无处退让。
今天在西安北郊，刘戡墓碑仍立，石狮风化，草木掩映。偶有老兵路过，会低声道：“那人不坏，就是想不开。”是非成败，俱成过眼。真正留下的，不过是一段写满血与火的姓名录，一排排写着“抗日”“宜川”两个大字的旧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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