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有一部《五四运动史》，它的目录如下：
我选择第八章的内容，作为我的偏好。
1.日本
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由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情绪非常恼火。它不断地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学生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五四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中国经营和控制的报刊就开始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扶持的。
1919年6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就此向美国驻日大使罗兰·莫里斯(Roland S.Morris)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提醒道，这场运动将促使普遍的“排外情绪”迅速发展。同时，日本新闻界广泛报道，英美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以扩大他们的市场”。它还将“五四事件”归因于中国政治家们野心的冲突，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日本政府常常将这些中国学生称为“学匪”。
学生运动由美国大使教唆和赞助的谣言是五月在中国传开的，传播者很可能是亲日团体或日本驻华领事馆当局。谣言说芮恩施曾挪用联军战争工作团宣传运动（The United War Campaign）的收入去资助学生运动。芮恩施断然否认了这种指控：
没有人会不赞同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抗争。我本入也深为同情，不过我自然还是避免一切与运动的直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入自己的事情。尽管如此，日本报纸却相当详细地报道了我如何组织了学生运动，如何花费了四万美金使运动开始进行。但众所周知，这场学生运动全然是自发而不可遏制的，上述指责只能博人一笑。
日本新闻界也广泛传布这种指控，进一步谴责说英美在华侨民和传教士也援助了学生运动。莫里斯1919年6月在东京说：“19日发行的日刊《国民》报道说美军的兵营以及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被从事反日宣传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用作开会场所，还说美国公使馆总共散置了五百万日元以资助这种运动。”
芮恩施与张伯苓
日本人对芮恩施资助学生运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场运动汇聚了大批十分天真的青年男女，他们不可能长久地保守秘密，这种对于他们一方的资金援助差不多会立即为人所知。况且，很明显，正如杜威一再强调的，这场浩瀚的运动绝非几个外国侨民或外交人员所能煽动的。至于日本政府所声言的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事实上正是那些保守的日本人自己指控作为外国人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煽动和支持了这场运动。
6月份，当中国的局势变得严峻的时候，面临国内大米缺乏和社会动荡的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企图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转向反对一切白种外国人的政策。芮恩施和其他美国驻华、驻日外交官报道了这种政策，告诫说日本特务在“不择手段地引导公众意志同样反对其他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美国人中传教士首当其冲”。
的确，自巴黎和会作出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列强怀有深深的怨愤。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但在当时，中国人的愤慨主要是针对国际强权政治而非一般外国人的。就大多数新型知识分子领导者而论，在“五四时期”并未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很明显，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
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9年的这个时期，是美国人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候。“在此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有如此之多的西方杰出学者被邀请至中国讲学，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明证。的确，“五四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排外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立场是相对的。而且，考虑到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过日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可以断言，就起领导作用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五四时期”中国的反日运动不是针对日本人或一般的日本思想，而是针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当然，不可否认，在中国公众中产生了狂烈的反日情绪，致使个别在华日本人受了些苦。在另一方面，日本自由主义者对事情的看法与保守派不同。
吉野作造
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教授吉野作造在“五四事件”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新闻界所报道的外国人煽动了这场运动是不真实的，中国的反日情绪是指向日本的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而非针对日本国民。他还于事件发生后不久给北京大学的一位中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侵略主义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为吾侪所反对也”。另一位日本作家、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庆应大学的教授福田德三声言，日本的对外政策实际上是为“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沙文主义”所引导的，中国的反日运动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
著名的《中央公论〉持有相似的观点，甚至走得更远。它建议日本应该“阻止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对华政策”，停止加剧“因向曹、章及其他所谓亲日分子提供援助而引起的中国人民的不满”。还宣称；“必须将中国学生奋斗的目标视作我们自己的目标那样”，他们的胜利将“使日本从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有害影响中解放出来”。
二、西方的态度
赞同和疑虑尽管日本人对美国煽动中国的运动的指责是不能完全置信的，但是仍可以断言，大多数在华的西方消息灵通人士是同情学生的，就山东问题和反日运动来说是支持他们的目标的。这样的事例很多。
当时在华的英美记者和作家，从惠特·宾纳（WitterBynner)和乔治·索科尔斯基(Ceorge Sokolsky）到约翰·杜威(JohnDewey)以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们所写的一些报道和文章中都称赞了中国的知识运动，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的、脱离蒙昧的觉醒。”近乎全部的驻华西方外交官，包括芮恩施、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John Jomdan)和法国公使柏卜(Boppe)都持同情态度。
身为一名外交官及政治科学家的芮恩施，不论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角度，还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政治信仰，都对1919年的学生运动怀有同情之感。他强烈地反对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因为在他看来，那不仅与美国及中国的利益相悖，而且是对威尔逊“在大战中所提出的每一条原则的可悲的否定”。同时，曾是一名教授的芮恩施与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清楚地看到，中国青年的目标和理想是不会得到官僚和军阀的支持的。
据他观察，在运动中，西方民主正在这个古老的国家生根，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公众正在形成。在驻华外交官中，他成为中国青年最为深切的同情者之一，他相信青年们是在为他们的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芮恩施对学生运动，特别是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是一些在华的西方人士所共有的，并且在一个时期内实际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事件发生后的5月末，许多英美在华组织，包括驻华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s)、美国同学会(the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北京传教会(the Peking MissionaryAssociation)和北京英美侨民协会(the Angle-Americam Association ofPekirg）都表示了对巴黎和会决议的反对及对中国的同情。
然而西方人对中国运动的同情是很不一致的。尽管大多数人都支持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但是西方作家、记者和某些传教士感兴趣的知识风潮却引起了西方商人和侨民的顾虑。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英法租界当局对“五四运动”的赞许态度由于6月份的罢市、罢工后日本政府的宣传以及一些外国在华商人对“过激主义”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被译为中文的“劳农主义“，或沿用日本的做法，译为“过激主义”；而“布尔什维克”有时被泽作“广义派”——歇斯底里的恐惧而发生了反转。
甚至在“五四事伴”之前，正如莫里斯1919年3月从东京报道的，日本新闻界“传播各种歪曲的报道，蓄意制造对美国的针对日本和世界的阴险图谋的恐慌”。他援引了其中一个报道，文中说：“美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以将远东掷入混乱之境，并号召日本制止这种举动。”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构成的上海的外国租界是上个世纪中国被列强战败后根据条约建立的，这与其他许多中国城市的情形相同。在条约特权的保护下，租界已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警察、军队、部局和众多中国居民所不具备的公民权利。
1919年，公共租界当局对中国的群众运动十分关注。在6月份的罢市，罢工以前，它常常表示对学生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同情，尽管在租界内的学生示威运动通常是不被允许的。租界的喉舌——《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这个时期所发布的所有新闻显示，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运动都是秩序良好的。甚至在6月7日，该报仍承认“在此期间，学生们成功地赢得了大多数商人的同情和提供支援的许诺”。该刊还报道说，6月5日，商人们在支持罢市这一点上观点是“一致的”。
《北华捷报》创刊号第1版
但在6月6日，罢市和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公共租界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变化。它发布了一个布告，警告公众勿在租界内散发传单，禁止悬挂有煽动民众的字眼的旗帜，还告诫人们不要在街上集会。在星期日(6月8日)晚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工部局决议“或由本局所特许者除外，不论何人，不论何事，如果身着军衣或佩带徽章，衣帽记号等，表明某会、某团体者，一概不准在街上行走，或到公共处所”。
还决议镇压一切罢工、抵制日货、街头讲演和其他学生活动，并将上海学生联合会驱逐出租界。同时，工部局还决定从6月9日时起以武力推行上述决议。
计划中的镇压行动得到了一些外国商人和驻沪的英国、法国、比利时领事馆的支持，但是，据芮恩施说，美国驻沪总领事托马斯·萨蒙斯（Thornas Sanmons)，芮恩施本人以及英、法驻华公使都反对这样做。芮恩施6月24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6月9日，当我收到上海的（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关于工部局计划实施的严厉镇压措施所引发的严峻形势的电报后，我极为关注，担心这种狭隘的、目光短浅的举动将使英国和我们自己卷入这场中国的民族运动。”
于是他即刻在6月9日致电美国驻沪总领事，要求他“尽一切努力去说服”他的“同事和工部局改变这种行为”。芮恩施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事件，他说：
感受到全部的公众冲击力的日本人，企图将运动贴上排外的标签，并唤起人们对义和团时期的记忆。上海的一些有影响的英国人被商人和学生在产业工人中的成功努力吓坏了，也开始称他们排外。我听说上海工部局可能要采取严厉措施以压制联合抵制和罢工。英国公使已去海滨了，我通知他说，形势非常严峻。要是我们或者英国人让自己陷人这场动乱，那就愚蠢到极点了。它仅是针对日本人的，幸而与我们无关，而且绝非排外。我明确指示驻沪总领事，劝告美国社团既不要支持也不要反对这场运动，它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人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并且认识到工部局卷入这件事是多么不明智。我告诉总领事，除非有非法的和公然的行为，外国在华当局与罢工完全无干。由于我们幸免于中国人的敌意，我们希望继续置身事外。为了避免带来更普遍的麻烦的一切危险，美国向中国领导人施加了很大影响，迫使他们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外国人普遍卷人运动的举动，他们欣然应允。
但是修改拟定的镇压政策的努力落空了。工部局中有两个美国人，但只有一人站在芮恩施一边。英法公使都对租界当局没有什么权威。此外，英国总领事不得不考虑在公共租界最具实力的英国商人的利益。因此，工部局发动了一切力量去推行这个严厉的决议。
散发传单和悬挂中国旗帜被禁止了，集会、游行和上街示威也被禁止了。上海学生联合会6月9日被驱逐出公共租界。(其后它将办公处移至法租界，6月11日再次遭到法国巡捕的驱逐，最后转移至华界。）所有佩带抵制标志的中国人都被强迫离开租界。从6月9日起，《字林西报》完全转换了腔调，将学生运动称为“骚乱”。
它改变了原来的鼓励主张，开始告诫学生说学习才是他们的职责。在6月9日的社论里，该刊在解释了它先前一向支持学生运动的原因后，宣称：但是现在他们(指中国学生）自命为政治事务的评论家。他们没有充分了解这种立场是多么危险，请允许我们援引一段一位最能干、最富智慧的美国政治家的讲演；“民主具有其危险性，危险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大众没有时间、机会或（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力去研究和理解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必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发表上述见解的人，其权威不下于依莱休·卢特（Elihu Root)先生。他所说的民众指的是美国人，全世界公认的政治最开明的民族之一。如果他对这样的民众都这样讲，那么他对中国今天的事情会怎么说呢?他难道不会劝学生坚守住他们的学业吗?Ne sutor ultra crepidam.(拉丁文，出于古罗马典故，意谓人应各守本分。译者）
字林大楼
此时，该刊自相矛盾，否认了自己从前的报道，指贵学生们“威胁”和“勒索”商人加入罢市。它说：“毫无疑问，不论中国学生的观点如何，正如那些不时地企图勒索前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的钱财的敲诈犯无权将这里当作避难所一样，学生们也没有权利进入公共租界并对其居民实施暴行。”稍晚，在6月12日，当三名官员被免职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后，中国店主、学生和工人在中国区举行了集合和游行以庆祝胜利。当其中一支由商人、工人及部分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遭到了法国巡捕的袭击和驱散。另一支队伍在进入公共租界时遭阻拦。若干中国工人和商人在街头搏斗中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人打死或打伤。
芮恩施就此事于6月24日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值得在这里详加引述：
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爵士……对于我们所应采取的恰当态度，大体上同意我的看法，法国大使从一开始就这样。不幸的是，尽管工部局成员之一的哈罗德·道勒(HaroldDollar)先生反对(另一位美国人——麦瑞曼Merriman先生一直与英国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英国总领事和上海工部局还是决定采取行动，若非中国领导人的冷静和明智，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美国侨民社团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这场中国的民族运动基本上是合理的，我们没有必要去于预。（美国)总领事作了各种适当的努力去阻难和避免可能使我们卷入其中的不明智的举措。由于在沪的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我相信，不仅美中传统友谊得到了加强，甚至英国人也从中受益，避免了由于工部局的缺乏远见的行为而招致的理所当然的后果。美国总领事萨蒙斯有充分的理由责备英国总领事的态度。在6月14日第3356号快电中，他报告说英国和比利时领事表示，不应该允许学生回到他们在公共租界的住所，他则强烈反对这个建议。当一艘英国炮舰停泊在关税码头时，萨蒙斯总领事通知一名（英国)资深领事：这样的程序是不合法的，不能视作符合惯例，因为事先没有得到领事馆的认可。英国总领事声明，英国海军舰船的活动完全是受海军高级军官控制的。外国炮舰在这个地点停泊尤其容易激怒中国人。……当那几个人(曹、陆、章）的辞呈被批准的消息为英、法、美各国公使馆给它们驻沪的领事馆的电报所证实后，那里的活跃的运动便停止了，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罢工也宣告终止。而抵制日货活动仍在继续。不幸的是，由于6月10日（12日?）公共租界的一名警官头脑发热的行为，造成一些中国人的死伤。这场民族运动迄今所采取的方式博得了外国人的敬重。
美国驻沪总领事就“工部局高压政策中的一些非常邪恶的附带成分”作了进一步的报告，但是这点没有公开。在华的英国、法国侨民对英国驻沪总领事和工部局面对学生运动的狭隘政策极为不满。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Daily News)6月2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学生运动在未来中国将据有的位置表示了赞赏。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陆报》在同日的一篇社论中敦促“领事机构下令进行一次公开调查，不但要调查对罢工的处理情况，而且要调查公共租界的整个防卫机制—一其方法及人员”。”
《大陆报》，1911年10月1日第1版
芮恩施坦白地指出，工部局“代表着上海的狭隘的商业主义”。上海的法租界当局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采取了一种类似的高压政策。在罢工、罢市结束一周后，1919年6月18日，法国驻沪总领事奥古斯特·韦礼德（August Wilden)通知工部局，永久封禁在法租界刊印的《救国日报》，其主编被判处中国法律的极刑，罪名是他的报纸鼓动人们参与抵制日货。
6月26日，韦礼德公布了一则限制一切出版发行的定章，规定：“无论书籍、杂志、新闻纸及印刷品，非预将底稿一份送法巡捕房及法总领署，不能在外发行。”违反者将随时被警方查封，并加以严惩。该令即刻在法租界实施。然而当法国当局试图确保一条地方性法规的限定性修正案在公共租界通过，以使那里实行一项并行的政策时，立即引发了中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强烈反对。大批中国团体，包括代表商人、新闻记者、出版商、银行家、职员、学生、实业家、工人的团体，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
由美国旅华商会执行委员会和旅华美国入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举行的一次联合会议通过了一项诀议，反对该修正案，“因为它违背了美国的原则，而且，不会达到预期目的”。修正案也遭到大多数领事的反对。由于这些反对，修正案的提议被决定送交纳税人大会讨论。在那里，纳税人对该提议完全没有兴趣，予以否决。1919年至1925年，每年工部局召集讨论该项提议的会议都流产了，因为参加会议的纳税人从未达到法定入数。尽管如此，事实上，租界当局的这项高压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以贯彻。
然而在“五四事件”后，上海的中国居民开始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如马路联合会、中国纳税人协会等等。他们不断地抗议“中国纳税人在纳税人大会上没有发言权，被剥夺了公民权”。这样，“五四事件”促进了上海租界的中国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随后的几年里成为那座城市历史的特点，并且蔓延到所有其他有租界的大城市。
上海租界的争取公民权的斗争对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此期间，大批重要的知识界领袖、政治工作者、活跃的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新中国的精力充沛的学生都被吸引来到这个城市。西方对租界的管理并未为中国人很好地示范西方民主。鉴于那里工厂工人恶劣的生存条件，与上海商业主义打交道的经验以及租界当局的狭隘政策，这些知识分子很快就对西方深感失望。工人罢工及其潜在的后果是一个为上海租界当局视作威胁及施行高压政策的口实的事件。上海的大多数工厂是由外国人所有或控制的。
中国劳工所受的剥削一向是恶名昭彰的。正如杜威及其他许多作家所报道的，妇女和儿童不分昼夜地长时间工作，常常是一周七天，一天十一到十三个半小时，只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怜的报酬：多者二角钱，少者除工厂提供的膳宿外别无分文。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多数工人尚未觉悟到罢工的可能性。由于相信学生们混入工人中间，向他们灌输自由和民主观念和西方工人运动的性质，工主们陷入了恐慌，尽管6月初上海的工人主导的罢工是为了声援学生，而非针对资方的，而且事实上学生曾劝告工人们不要罢工，以免引起国际纠纷。
租界当局的行动也是受到1919年西方和东方都存在的“红色恐怖”气氛的影响。虽然在1920年以前，中国并没有有真正影响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歇斯底里的恐惧还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和在华西方侨民中间弥漫开来。甚至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或力主改良的人，如胡适，也被当作布尔什维克。同西方公众一样，中国人常常将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相混淆，实际上三者有很大区别。不妨可以这样说：布尔什维克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其以前的影响是很难与自由和民主的观念相比的。
三、苏俄的吸引力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吸收西方思想家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时，却遭遇到商业和殖民化的严酷现实，在这段关键的时期，苏维埃联邦向他们展示了诱人的魅力。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允许在其境内行使各种治外法权和特权的国家。在其领土上，存在着各种“势力范围”、“特殊利益范围”（spheres of spccialinlerest)、交战区、租借地、条约口岸、租界、居留区和使馆界。
外国人在中国保持着自己的法庭和邮局；甚至当中国人与外国侨民发生法律诉讼时，也须服从外国法庭的裁定。在工商业权利，铁路矿山的经营，贷款和货币发行方面，列强都拥有大量的得到承认的特权。中国国家税收的两项主要来源——海关税和盐税连同其管理，都完全处于外国的控制和指挥之下。同其他税收一样，这两项收益也要充当偿还对外借贷的固定费用的抵押，这些或公开或秘密的贷款通常被用于供给军阀因个人实力争斗而发动的连绵不绝的内战。
国家的进出口税率也由列强确定。中国和外国进口商走私军火和麻醉剂，在中国市场上廉价倾销。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战略要地，都驻有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指挥的外国军队和战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事实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地理名词而非主权国家，一个市场而非国家。尽管遭到一些颇具远见的西方人的批评，西方列强官方的对华政策仍固守着传统的殖民线路。
在另一方面，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这段时期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殖民地采取的是一种或多或少的理想主义政策。苏维埃政府公布和废除了几项沙皇与日本签定的关于中国的秘密条约。1919年7月25日，列奥·P·加拉罕（Leo.P.Karakhan)— 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提议中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利益。
载有这项宣言的电报在传送中被奇怪地延误了8个月，直至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北京政府拒绝就之谈判，在6月份致各省长官的电报中，它宣称不能正式接受此项建议，因为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在华西方新闻界也声明他们无法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他们并未得到确证，然而在几个要点上一些“内在证据”都对其真实性不利，宣称电报系伪造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安福国会当即将该建议置之一旁，其后继者吴佩孚政权也是如此。苏俄的提议从未完全地付诸实施。
有人认为这是北京政府不愿谈判的缘故，也有人则因于伴随着1919牛8月至10月高尔察克反政府武装从俄国东部的撤退，苏俄从革命的自我牺牲的外交政策向传统的利己主义政策转向。那份电报的延期有可能是西方和中国的反苏力量努力的结果。这证明，当时中国尚无有组织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或者即使有的话，他们与苏俄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否则，他们会早些传播这个消息，特别是在学生运动和罢工、罢市达到高潮的时候。
况且，加拉罕宣言是在“五四事件”发生两个多月、中国人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一个月后，也即“五四事件”解决以后才制定的。假使布尔什维克在这段时期的学生运动和罢工罢市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如同东京、北京及租界当局所宣称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断言的那样，宣言就应早些制定。尽管如此，在1919年9月的《消息报〉上表达了苏俄对“五四”时间的主要反应。作者沃兹涅先斯基时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东方司主任，他乐观地认为，“五四运动”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这里不是判断苏俄提议的动机以及预测设使北京政府乐意谈判的话提议是否会付诸实施的地方。重要的是后来在1920年3月，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五四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认为，在那种形势下，对照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向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对照西方强权强加给中国的特权与歧视，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去热烈欢迎这个提议。北京政府的对俄政策以及对提议的无动于衷在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之前，中国曾试图拒付对俄国的总额约1200万海关白银的庚子赔款。虽然其他列强都同意放弃自中国参加一战之日起的5年期间向中国的索赔，但沙俄政府只同意放弃它那部分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支付这笔赔款了。现在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三年多，沙俄已无法维持其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大批人员的开支了。然而此时北京政府却开始向北京的旧俄公使馆支付赔款，尽管先前它拒绝对前沙皇政府这样做。(在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之后，中国政府似乎非正式地承认了俄国临时政府。但是俄国驻华公使馆仍维持着其沙俄时代的雇员，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对华态度。因而，中国人常视其为沙俄使馆。）
这些赔款随后被用于支持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和其他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的人。这些在西伯利亚的俄国军队一直在打日本牌，无视中国的利益。当北京政府派炮舰到黑龙江去保护中国的利益时，在日本人的怂恿下，俄国人向中国炮舰开火并将其扣留。“旧俄使馆依然坚持那些曾受沙皇政府的武力保护的条约的实施。”北京政府依旧承认这个丧失了自己的政府的俄国使馆，却拒绝同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在华一切租界和特权的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在中国民众看来，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
因此，当得知加拉罕宣言时，中国新闻界及包括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的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不但给知识分子，而且给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在通常条件下是不会受共产主义者的行为的鼓动的。全体国会成员，不论政治信仰如何，也都加入了这种狂热。截止4月初，已有30余个重要组织就此问题直接与苏俄政府进行了通讯联系，其中包括全国报界协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商界救国总团、中华劳动公会、中华实业协会、女界联合会、全体国会议员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组织。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1920年4月11日答复苏俄政府和人民的信中声称：
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其他社团也表达了类似的期望。
同时，大多数中国报纸和期刊，不论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都作出了类似的热情的反应,要求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报业辛迪加所属的一家著名的中文报纸《益世报》就是率先支持此项要求的报纸之一。“进步党机关报认为，加拉罕宣言是以威尔逊本人未能实行的威尔逊原则为基础的。国民党机关报说：
自“五四”事件以后，全国国民所时刻注意的，无非对日问题。但是对日问题，决不是专对日本政府所能完全解决的。从今以后，应该把注意点移在对俄问题上面。对俄问题，决不仅是对一国的问题，是对世界的问题。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侵略主义和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种种冲突，究竟怎样解决，都和各国对俄国的态度有关系。我愿全国舆论界学生界工业界以及其他国民，都大家起来研究对付，不然开一次会，发一通电，就称了事才好。
这样，在“五四运动”后期，1920年春季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但他们对它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尽管仍有一些群体对苏维埃联邦持敌视态度，但亲苏势头正在高涨。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派出一个外交使团赴莫斯科，并于1920年9月20日起不再承认旧俄政府。
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由加拉罕签署的第二次宣言，其中包含着与第一次宣言相似的提议，但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有更多保留。“早在1920年，即北京政府承认苏俄政府的四年前，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就设法与苏俄在华代表保持着联系。1922年8月，当苏俄特使越飞抵达北京时，尽管北京政府对他很冷淡，但他受到了中国学生和社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在一次欢迎会上，有14个主要的社会组织和学生组织参加，其中包括新潮社、反宗教大同盟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等，教育界的领袖如蔡元培等也出席了会议。
就这样，西方在华商业势力的自私态度和苏维埃联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深深地影响了“五四运动”的趋向。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头里向左转的趋向，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缺乏个人主义的传统，还有，知识分子对平淡乏味而且显然历时太久的政纲失去了耐心。按照实用政治的说法，在与拥有先进得多的政治观念与实践的西方世界的比照下，耐心成为一种很难保持的品性。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在本国实行的民主到了中国被杜威所称的西方“利己和隐秘的集团”所歪曲了。
“西方在华租界当局对新型知识分子运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华外交政策与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如杜威、罗素、威尔逊所倡导的观念是明显矛盾的。苏俄对中国的吸引力是针对中闰正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试图摆脱列强的政治、经济控制的独立运动的浪潮。在此种形势下，对加拉罕宣言的封锁及北京政府对谈判的拒绝使得苏俄的吸引力越发具有了戏剧性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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