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冬，李四光正忙着整理华北平原的地震勘探资料。那一年他已步入八旬，眼睛常因通宵绘图而布满血丝。朋友劝他保重，他却摆手：“国家正缺这条线索，耽误不得。”谁也没料到，三年后，一场注定写入史册的会见，正悄悄向他走来。
1969年5月19日，北京天朗气清。人民大会堂里，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济济一堂。毛主席步入会场时，掌声和“万岁”声汇成浪潮。主席环顾四周，目光很快落在那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身上。“李四老！”他一把握住对方的手，声音被喧闹盖住，只好俯身再问一句：“身体还好吧？”这份近乎家常的关切，让旁人看得心头一热。
照例的合影、寒暄后，主席把李四光请进休息室。两人并肩坐下，气氛立刻从礼节切换到学术。李四光带着湖北口音，谈起地球冷却说与俯冲带结构；毛主席则横跨天文到生物演化，不时追问细节。“月亮会不会也是分层的？”主席用铅笔在纸上划圈。李四光笑了：“大体相似，可冷却节奏不同。”
屋外人声鼎沸，屋内却像老友夜话。谈到末了，毛主席忽地一顿，轻轻拍了拍桌面：“最近想补点课。你能不能给我找点儿书？”李四光微愣，旋即应声：“主席想看哪方面？”“就你研究的那些，最好是中文，我看英文慢。”一句话，道出领袖的求知渴望，也把难题丢给了老科学家。
李四光回到家，立刻把积年手稿、外文论文翻了个底朝天。可越翻越愁——专业性过强，怕主席读得吃力。踟蹰片刻，他决定亲自写。深夜灯下，他伏案蘸墨，重新梳理地质、天文、古生物三大脉络，以通俗语言串起复杂理论。偶尔累了，他就放下笔，拉几下小提琴，驱散倦意。
几个月后，厚厚的书稿定稿。他嘱咐秘书去印刷厂，一定用更大的字号，免得主席看得费劲。再三校阅，连标点都逐字推敲，这才郑重装订成册，命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有人好奇：为何不署“李四光著”？他笑答：“我只是抛砖引玉，后人要写的东西多着呢。”
两年后，1971年4月，一个阴雨的午后，82岁的李四光在病榻上轻声对女儿交代：“地震预报，不能停。”这位一辈子追石追矿追真理的老人，心里装的依旧是祖国的安危。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神情黯然，语气低沉：“四光同志走了，可他的光亮还在。”
回到三十年前，李四光刚留英归国时，北平小楼里开设的岩石学课座无虚席。那块写着“山字型构造示意”的黑板，被学生们拍照带走，成了宝贝。正是凭借这种独到见解，他后来打破了“贫油论”，促成了大庆油田的发现。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直夸：“中国有油，你看得准！”
值得一提的是，李四光的科学执著从童年便已埋下伏笔。十三岁的他在长江边见到轮船，疑惑铁为何能浮。回家后敲铁皮做小船，放水一试竟真漂起来。那一刻的兴奋，像一粒种子，最终长成撼动大地的参天树。
抗战期间，他偏偏不信外国专家“东亚贫油”之言，毅然在重庆大学开设中国第一门石油专业课。学生们吭哧吭哧背着地质锤上山下谷，他总落在最后，边走边捡石头琢磨。“山不会说话，可它懂现实。”他常这样鼓励大家。多年后，松辽、塔里木、胜利、大庆相继喷涌，他的眼中只有欣慰，没有得意。
李四光把婚姻也过成了科学协奏。夫人许淑彬弹钢琴，他拉小提琴。琴韵悠扬，常常引得邻居驻足侧耳。可一旦灵感来了，他立刻放下琴弓，冲回书桌。许淑彬摇头轻笑：“又想石头去了。”家里书架从地铺到房梁，孩子们戏称那是“石头爸爸的森林”。
1964年，看《朝阳沟》时，毛主席与他肩并肩坐着。戏里一句“咱的庄稼要想好，汗滴田里最重要”让两位老人会心。毛主席转头问：“要找油，是不是也得多流点汗？”李四光说：“是，但只要头脑清醒，汗不会白流。”此话后来被青年地质队挖出，写在宣传板上，成了公认的“石油格言”。
历史的长镜头停在1971年5月2日的北京医院。周恩来手捧李四光女儿写的信，声音哽咽却平稳：“他不怕死，只怕工作耽误，他把最后的思考，都留在了这封信里。”告别的人群久久不散，许多工程师红着眼圈低声议论：“李老不走，该多好。”
2009年秋，国际小行星中心将137039号小行星命名为“李四光星”，消息一出，老地质队员们纷纷仰望夜空。闪烁的那点微光，仿佛在提醒：有一个人曾把生命所有的力度，都压在了中华大地的褶皱和裂痕之上，只为告诉世人——这片土地蕴藏无限可能。
毛主席当年要看的那些“资料”，如今早已被翻印成册，走进普通读者家中。书页翻动，仿佛还能听见那位老人爽朗的笑声：“科学这条路，才刚开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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